游客在印尼这一有世界第一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度，享受宗教与世俗的和谐共处时，马来西亚那么紧张、那么拘谨，明年的旅游年还办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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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在北京百多天，在住处附近有好多连锁餐馆与小饭店，酸菜鱼、牛肉面、铁锅涮肉、烤鸭店、包子铺、小炒盖饭、猪脚饭、各种特色面食、千遍一律却又好像有点不一样的麻辣烫，每天换一样吃，一周都不重样，也没有吃腻这回事。
北京饮食业竞争很强，套一句北京人的话：太卷了！酸菜鱼打出“吃到鱼刺就免单”的豪语；小炒店夸下“10分钟不上菜就免单”，爷儿们看了嘟囔“肯定是预制菜”；烧烤店都说自家的肉有多鲜；自助餐，即我们熟悉的杂菜饭档也强调不卖隔夜菜，往往傍晚7时就没剩几样菜色，服务员会挟一大碗的酸辣土豆丝、或蕃茄炒蛋送你，春天有暖胃的紫菜蛋花汤，夏天还有绿豆汤解暑。
北京不乏好吃的，无论你是什么人有什么饮食偏好，北京总能喂饱吃撑你。在根本吃不完的北京里，有一种餐馆都会用深青色做招牌，用白字写上xx清真餐馆，主打牛羊肉、面食、烧烤、饺子、奶皮子等。
在北京百多天，清真餐馆也吃了几回，有时是与来自全球各大洲的同业一起赴宴，有时是与同群的伊斯兰国家同业聚餐。
问过来自印尼、伊朗、孟加拉、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同业：中国的清真餐馆都有卖酒，你们不介意吗？
“我知道啊，也看到了，重点是我没有喝。”
重点是，他们没有喝。这是要敲黑板的重点，要画圈圈起来的重点─我们没有喝。
他们不介意和大众在卖酒的清真餐馆里吃饭，纵使他们来自有更严谨教义的国度，到了北京、内蒙古、天津、香港、上海，他们恪守清真饮食，至于清真餐馆有没有卖酒，不在他们的坚持里。
我不能说全中国的清真餐馆都卖酒，但我去过的清真餐馆都有酒。来自伊朗的赛益是一名素食者，我们常去的一家清真麻辣烫专卖店，也在饮料区摆了几款啤酒，只售个位数，和大枝装的康师傅饮料一样价。
从新疆的羊肉串到兰州牛肉面、从麻辣香锅到饺子锅贴、北京清真餐馆恪守清真标准─不卖猪肉。至于为什么卖酒，店员和老板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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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卖给穆斯林，但其它顾客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喝酒。”
穆斯林老板同时满足了2种顾客的需求：既保障了信仰的纯洁性，也体现了商业的务实与社会包容。
中国社会以实用主义为核心，强调的是政教分离。北京清真餐馆卖酒，但不卖给穆斯林，即传达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们尊重伊斯兰禁酒教条，但不允许单一宗教的内部戒律，外溢和强加于非信徒的世俗空间。
清真餐馆卖酒，是一种默契：我的餐厅遵守清真准则，但我的经营模式尊重世俗社会的需求。
当然，你或许会反驳我：那是中国！怎么可以拿大马和中国比较呢？和酒有关的课题，一直困攘着大众，和酒相关的言论与政策愈来愈偏极，似乎陷入了一种僵局：只要我在场，公共空间就必须净化。
“不，不，你不需要这样做，伊斯兰没有这样教我”，伊朗的赛益知道大马视酒为洪水猛兽，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你可以告诉你的读者，越是这样做，就越是对自己信仰缺欠信心的表现。
“难道一杯酒，就能动摇你的信仰？”
强调中庸治国的团结政府、以多元文化为荣的大马社会，自然知道学校礼堂、国家航空、乃至旅游部长的职责都属于公共领域。
什么是公共领域？其特性就是它的共享性和兼容性。它需要最大的公约数，而非最小的异议点。当宗教敏感性无限制地扩大，直到吞噬世俗、多元的公共领域时，实际上就是在悄然改变国家的契约。
这让非穆斯林好焦虑—我们的生活空间被挤压了；这让国际社会好困惑——马来西亚这个“中庸国家”，如今怎么了？
中国清真餐馆大大方方卖酒、泰国政府将要放宽禁酒令，还让夜店嗨到清晨4时，当全球游客都在泰国这一佛教国度，在印尼这一有世界第一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度，享受宗教与世俗的和谐共处时，马来西亚那么紧张、那么拘谨，明年的旅游年还办不办？
个人的信仰自由，不等于干预他人的世俗自由─这同样是要敲黑板画圈圈的重点。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各守其道，互不侵犯的理性。赛益及其它穆斯林同业以行动大方证明，他们在中国多元社会里，面向全球的公共领域时，他们不会要同化甚至净化你，但很乐意学习共存。
否则，这场“酒的战争”将永无止境─今天禁了马航的酒，明天又要禁酒店卖酒，后天又要求所有超市下架。
别让大马成为一个由禁令堆砌而成的国家、一个建立在恐惧与禁忌之上，被自我焦虑所围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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