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赵明福的遗腹子10岁。那时，他或许会开始好奇爸爸是怎么死的。该告诉他一个什么故事，至今仍是一个谜。但肯定可以告诉他的是，某一天下午，他爸爸因2400令吉被召进一个执法当局办公室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孩子有权知道更多。他不止有权知道真相，还有权知道为什么这个悲剧会发生。政府有责任回答孩子的问题。

可是皇委会的任务范畴着重程序，加上验尸庭受制于警方的调查结果，赵明福的死因可能永远也没法水落石出。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很不幸的，等于了21世纪初大马文明的一份起诉书。

雪佛（Walter V.Schaefer），美国伊利诺州最高法庭前法官，曾说过“一个国家到底有多文明，就视它处理罪案手法而定”。若依照雪佛的说法，看来大马的文明还有待进步。

对任何人来说，被执法单位连续盘问8个小时，就是一种折磨。我们当中有些人连区区两小时的会议都捱不住，感到虚脱及劳累；而赵明福据说被反贪委会连续盘问了10小时45分钟。他连嫌犯都不是。

加影市议员陈文华在他的口供书里称他在晚上8点15分被反贪委会带离蕉赖的家，直到第二天的1点35分下午才被释放。反贪委会召见及盘询他人的权利就局限在“白天内”而已；盘询时间不能是从早到晚，或通宵达旦。

另外，联邦宪法第5条文及刑事程序法典第28A（4）条文阐明一个拘留者有会见其律师的权利。但接获电话后赶到现场的赵明福律师，M.Manoharan，却声称自己不被允许陪同其当事人参与盘询过程。

若反贪委会自己不以身作则，又有什么能耐要求普通市民们奉公守法？虽然盘询是刑事司法制度里重要的一环，但它不能凌驾在一个人获得法律代表之权上；尤其是，那个人只是名证人，而非嫌犯。

美国法官Brandeis恰当道出了执法单位罔顾法律的后果。他说“为了道德、安全及自由，政府官员犯法该与庶民同罪。在一个法则社会里，若政府不奉公守法，那它的地位岌岌可危。”他继而说“我们的政府是个强而有力，并且无处不在的导师。罪案是会蔓延的。政府一旦犯法，他人也会蔑视法律；这不但鼓吹独断独行还鼓吹无法无天。若说在刑法里，结果比手段来得重要，这会招来强烈的反弹。这个法庭有责任反击这个邪恶的原理。”

因此政府及相关机构应以身作则。罪案是一种罪恶；罪恶便应受到惩罚，不分种族阶级。这是我们该做的；可惜，事与愿违。

今年初在梳邦再也，一个离赵明福猝死地点沙阿南，不远的地方，一名22岁的保险索赔员，古甘（A Kugan）被警方逮捕6天后，被发现毙命于警局。他身上伤痕累累的照片及录影在网路上广为流传后引起公愤。可是，直到今日，并没有任何刑法是将古甘的凶手绳之于法。虽然首席检察官已把此列为凶杀案，但并没有人被逮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肯定自己国家是文明的？有人会说，这些案件都带有种族及政治元素。但无可否认的是，大马人的生命及自由才是关键所在。

话说回来，若有人死在你家，你的嫌疑是最大；若政府机构是那间家的主人，道理该是一样的吧!（翁子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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