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熟悉的“香港意识”，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在那几年间，对难民仍算宽容的“抵垒政策”取消了，香港和广东之间的边境树起一堵看不见的围墙。土生土长的新一代香港人开始有了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他们的生涯规划变得清楚有序。他们相信凭自己的努力，必能一步步把自己和家人带离挤迫的徙置区，搬进更舒适更宜居的住所。

他们开始享受属于香港的流行文化，例如无线电视以及新兴的粤语时代曲。他们更开始把香港当成了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家，觉察此地之特殊，以它形成一套崭新的身份归属。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香港人”之由来了。不过，即便是1970年后出生的香港人，也应该还能在日常生活的角落里隐约感到“前香港”时代的遗留与踪迹；比方说“粤、港、澳、湛”周生生，电影里的佛山黄飞鸿，粥面档里的荔湾艇仔粥，以及仍在旧区之中光辉营业的凤城酒家。

那些地名是我们熟悉的，但又遥远地染上了一抹泛黄的颜色，与铜锣湾小商场里的潮物和中环高耸的办公大楼展现出来的都会形象截然不同。那些地名来自几乎被人遗忘的空间意识：在香港人仍未完全只是香港人的时代，我们同时还是广东人（这里头包括了广府人、潮州人以及客家人等三大族群）。

用不着现今流行的口号，当年人人都晓得什么叫做珠三角：“省城、香港地、澳门街”，这3个点岂不正好把珠江包成了一个三角形？

回归以来，香港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广东的再发现。许多厂家早就日日来回东莞，完全把过关当成正常生活的一部份。许多幼儿家住深圳，每天到新界上学就是他们的香港经验。有些主妇去东门扫货做衫，有些青年去深圳的club唱K，有些老人在番禺和樟木头颐养天年，更有香港学者如专研广东文化的程美宝干脆把中山大学当做她的新“中大”。珠三角已经被太多太多的香港人纳进自己的生活半径了。

这绝对是一场地域观念和身份意识的巨变。只有凡事慢半拍的部份香港官员不知道，他们几年前还动不动就把香港之间的交涉拉到北京谈，以为只有北京和上海才有资格和香港谈合作，甚至在和广东官员开会的时候说英语，浑然不觉只讲广东话也要比洋文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