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史学家黎东方博士曾说：依我看来，80%的历史都是不可靠的。但问题是，你若不读历史，就连那20%可靠的也不知道了。

历史记载的正误，当然不会是那么整整齐齐的“二八开”，那只是黎先生的譬喻。但史书定有不实之处，否则就不必对历史加以研究、考证、注释，更不会有“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样的话了。

历史书何故有错？既为历史，当然是过去的事。事情过去，由于各种原因，使原始资料不可尽得。撰史之人，或凭断简残篇，或凭口耳传闻，或凭个人记忆，写下的历史，自难免有失真之处。

那么什么是可信的原始资料呢？现代研究历史的人多认为，当事人的日记最有价值。以近人来说，如台湾联经公司出版的《胡适日记全集》10大册，大陆中华书局刊印的《顾维钧回忆录》13本，都极受重视。

胡、顾两氏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和外交界各有显著地位，他们的日记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民国已经100年，要研究整个的民国史，自然不能不读民国重要领导人蒋介石先生的日记。

蒋氏有写日记的习惯，且极有恒心，自1915年写到1972年，历时58年（其中1924年已遗失），虽戎马倥偬亦未尝停笔。日记由蒋氏家族寄存于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自2006年开始分阶段对外开放，供研究者阅读，中研院近史所现更计划全套出版，一年一册，约60本。

蒋氏日记的公开，为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指引了方向与途径。以提倡“大历史”著称的史学家黄仁宇，早在16年前就指出：蒋介石日记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姑不论他对民国的巨大影响，仅以其资料之雄伟与完整，已是世间难得，值得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史的人拭目以待。

可惜在蒋先生日记公开之前，黄氏已经辞世。我们何其有幸，得有机会目睹这60大册的原始历史材料。但60大册，卷帙浩繁，一般人从何读起？又有几人能仔细读完？不得已，我们只能选择性地精读。

蒋先生一生最重大的两件事，一是领导八年抗日，获得最后胜利，解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使中华民国昂然立于强国之林；但不旋踵间，400万众现代化装备的国军，却为一百万“小米加步枪”的共军瓦解，蒋氏不得不将中央政府迁来台湾，而将亿万大陆百姓置于中共的统治之下。

何以至此？孰令致之？60年来，无人能说得明白，使人信服。现在，郝柏村试图抹去这段历史所蒙上的那层迷雾，让大家比较看得清楚。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有两个关键点：在时间上，从1945年抗日胜利，到1949年共军渡江；在原因上，是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策，予中共以可乘之机。

郝先生就拿蒋总统这5年的日记，择外交和军事的重大事件，摘要刊出，让日记自己说话，看蒋总统当时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重点、决策过程，以及内部环境和外部情势所交互发生的影响。庶几让后人对中国这次惊天动地的大变化，有所理解与省思。

做这件事，郝先生可能是最适当的人选。第一、他从一位26岁的青年军官开始，亲历抗日胜利、大陆易手、金门炮战、建设台湾，一直作到最高军职的参谋总长、最高行政职务的行政院长，素对外交、军事有长期的观察与研究；第二、从1965年到1971年，郝氏曾任蒋总统侍卫长6年，对蒋先生的领袖气质、使命感、刚毅的性格、强烈的情绪等等人格特质，自有其独特的感受。摘注他的日记，当然较一般人有不同的观察与深入的理解。

不过，郝先生自知他不仅是注释一本世纪人物的日记，而是参与一项修史的事业。4年的伏案书写，他自认力求客观与忠实。在最后的“总结”中，他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对蒋先生的功与过、成与败，并列直书，让后人在致力建国的过程中，懔于先人的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已故当代法国学者雷蒙，艾隆（Raymond Aron）曾说，后人论史有“后知之明”的方便，因为可就已知之“果”，推见未现之“因”。艾隆的话应无褒贬之意，历史的作用本来就是如此，所谓“鉴往知来”，避免后来者再走错路，再走冤枉路。

中国大陆正在“大国崛起”，且亦声言要改革政治体制。台湾民主化也在矫正弊端，力求完善。两岸若能求同存异，齐步迈向和平发展的大路，则中华民族正充满希望。蒋先生的日记，无论正反方面，都可对建设一个未来的新中国有所帮助。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晚年避金兵之乱于浙江金华，曾游当地名胜“八咏楼”，有诗曰：“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字里行间，满怀家国惨变之痛，以及对时局的无奈。中国的未来，我们这一代人只要能找到真正的历史轨迹，就有可能完成重建和复兴的使命。我们应有志气，不把江山留与后人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