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21日讯）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新马各界华人热心筹款成立的南洋大学，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

他说，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南洋大学从创办到关闭，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细说从头，揭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和背景。

使新背负“第三中国”包袱

他在书中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中，从地缘政治、经济、社会、语文、教育等多个角度阐述南大的先天不足。

“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英国和美国是控制本区域的主要势力，正倾全力反中、反共。南洋大学既是一所他们认为培养东南亚亲中、亲共的年轻人的大学，为中国提供了渗透东南亚的机会，他们能让这所大学存在吗？”

他说，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政府都面对共产主义的颠覆威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也排华。因此，南大作为一所“把东南亚各国华校的精英集中起来培养”

的华族语文大学，一开始便招惹怀疑，让新加坡无谓地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背负“第三中国”的包袱，进而为生存和建国的道路设置障碍。

看不起言行不一华社领袖

他认为当时极力反对他的华商陈六使“热心教育，但不了解更大的地缘政治环境。”

他在书中多次严厉地批评这位南大的倡议人：“一个以捍卫中华文化自居的英雄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读书的时候，南大还有什么希望？华社领袖一方面捍卫华语华文，一方面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读书，孩子长大了连一句华语也不会说的做法，言行不一致，是我看不起的。”

谈到关闭南大，李光耀说，他无法“眼睁睁看着更多学生进入南大，毕业后又苦苦找不到工作，这对我们有限的资源是不可宽恕的浪费，政府不能坐视不理。”

黄祖耀：凝聚东南亚华人理想
南大不只是一所大学

大华银行集团主席黄祖耀当年是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在阅读了相关篇章后，他不胜感慨地说：“新加坡双语政策的发展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因为它牵涉到人们的情感、语言的功利以及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书中第三章讲述的南洋大学历史，便包含了这些因素。

“对我这一代的人来说，南大不只是一所大学，它还凝聚了东南亚华人的期望和理想。

南大所代表的自力更生和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超越了社会阶层和国界。”

他说，有注意到在南大这一章的结尾，李光耀也肯定了南大创立的精神，说值得新加坡人珍惜并世代传承下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否考虑为南大复名，衔接过去与未来，将南大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李光耀感性细述
《新加坡双语之路》28日面市

由李光耀讲述过去半个世纪，新加坡怎样推行双语政策的著作，将在本月28日（星期一）举行发布仪式。这本名为《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新书，由新加坡《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出版社各出版中英文版，两版同时面市。

李光耀在书中，详实、感性地道出了推行“让每个人通晓至少两种语言”的政策时，许多不为人知的挣扎和痛苦历程。

他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在马来人的海洋，一个华族人口占75%的岛国，不能以华文作为工作语文。为什么在这个岛上，不能容纳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南洋大学。为什么他强迫自己放下能赢得选票的一口流利福建话，只说他后来苦学的华语。为什么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讲华语运动来改变人民的语言习惯。

他也告诉读者，为什么甘冒其他种族疑虑的政治风险，设立培养华族精英的特选学校。为什么至今仍不断敦促所有华族国人，从小学习华文。在他自己学习华文的路上，从小至今88年如何蹒跚走来，在不同的生命时期感受过什么样的挫折和无奈，也在多个章节谈及。

语文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对李光耀来说，“新加坡的语文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此建国至今，他对教育政策高度关注，甚至多次自己操盘政策的执行、直接干预、开药方。

“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双语政策。因为这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推行的。”

但他也承认，自己在华文教育的课题上犯过错误，而这个错误，他说：“虽然尚未完全纠正过来，但是如果我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

自称“重新找回身份”华人

李光耀在新书中形容本身是“重新找回身份”的华人（born again Chinese）。

“其实这样的感觉很久以前便有了。在伦敦读书时，英国人不把我当新加坡人或马来亚人，全把我看成中国人……有一次在瑞士一家酒店，柜台的人问我是中国人吗？

我说，不是，我是马来亚人。他说，那是哪里？我详细说，我来自新加坡，那是属于马来亚的一个地方。对方最后还是说，没关系，就写你是中国人。自那时起，我有了‘我是华人’的意识。”

本书第二部份是个人篇，包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著名歌手孙燕姿等18人谈学习双语的个人经历。

这些篇章展示了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层的新加坡人，如何在国家政策指引下，走上各自的双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