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我在凿石城高级中学英校毕业后，考取了剑桥九号文凭。父亲要我到米铺当伙计，月薪五十元，包吃两餐。我晚间踩脚车上门替小学生补习。

在偶然机遇下，母校李汉槎校长找我当代课老师。当时产假四十二天。他告诉我，代完中江学校的课，就可继续到爱群学校代另一位女老师的产假。在李校长的一番劝说，又在父亲的怂恿之下，我也只好答应担任代课老师了。

就这样，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竟然当起作育英才，栽培国家未来主人翁的重担。虽然误人子弟的评语还是时有所闻，可是在米铺当小伙计也并非个人心甘情愿的差事。当家的伯父自然鼓励我向上发展。于是，我也乐得成全大家，了却一桩心愿。

我这傻楞楞的小伙子竟然扛起了建国兴邦的大任，临时粉抹登场，担任起道貌岸然的教师。在心理上，自是备受压力，因为回母校执教，面对的是阔别六年的师长，还有一大群家庭背景似乎相同的学弟妹。他们几乎把我当偶像，谁叫我是母校第一届的全校模范生。当时的上课时间是下午十二时，傍晚六时三十分放学。校内校外，凡是我走到那里，总是一大群学生跟随，前呼后应，嘻嘻哈哈，好不热闹，日子也过得挺快乐。四十多天的代课眨眼间就过去了。我又到爱群女校代马来女教师的功课。

爱群女校时任校长理拱秀女士见我来报到，好不开心，在教师办公室当众调侃我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因为当时全校上下，除了我，其他全体师生全是异性。最教人尴尬的是环境所逼，堂堂一个高挑的大男子汉，急时竟然要与众女生同进那狭窄的女厕解手。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每次进入女厕，心情总是紧张兮今的，可想而知，精神与心理的压力是多么大，再加上它是市区的著名女校，教职员多是商贾名媛夫人、金融界的大家闺秀。不过，理校长办学严谨，对人随和，对我这初出茅庐的，犹如慈母对孩儿般体贴。空节时在办公室埋头批改学生作业时，她总是亲切的与我搭讪，询问有什么难题。我并没有照实告诉她，六年级某优班生捉弄老师的糗事，第一天上国语班，女生纷纷向我提询某些单字的意思：

“Cikgu，syaitan什么意思？”思诗嘟嘴用马来语搀华语发问。

“Cikgu常常用syaitan骂我们！”

由于字眼有点敏感，我只好劝她们回家查字典。可见她们上课时，一定调皮，激怒了异族老师。

又有一回，马来文考试，学生们异口同声投诉国语难得要死。后来，我发现有女生背地里暗笑，原来她们是说：

“男的要死！”暗中捉弄我这全校唯一的男老师。想起这一群情窦初开的黄毛丫头，当时少不更事，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她们天真澜漫的言行举止又好气又好笑！

就这样中江与爱群两校来回不下两三次。后来中江学校的史地导师熊锷麟老师鼻癌病逝，我就接任他的职务，从一九六八年三月至年终正式担任临时教师。

当时是风云激荡的七十年代，晚间我也受大姐们影响，到劳工党所去参加文娱康乐活动：歌咏组、跳竹杠舞、家访、探丧等等。后来他们要我当导师，义务教导失学的女生。所提供的油印课本都是反映工农阶级的生活面貌，如鲁迅《祥林嫂》的节录悲惨故事，还有胡万春的奋斗经历，列宁的生平事迹等等，课余的生活可说多姿多彩。由于在胶林环抱的新村内活动频仍，竟惹来非议。父亲与伯父都为我担心受怕。他们异口同声要我收敛行为举止，因为暗牌已在注意我的行踪了。可是人生经历肤浅的我竟然不为所动，还是保持一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态度。

后来，在命运的安排下，我接受李汉槎校长的规劝，在他的引荐下，向刚升级作校长的张高景推荐。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一番好意远走他乡当“红毛先生”。隔天，我收拾细软，单枪匹马，离乡背井，从凿石城搭的士到新山，然后转搭一七○号星柔快车直透新加坡梧槽路，再转搭巴士直奔樟宜尾的渡轮码头。在渡轮上颠簸整个小时才能在丹绒边姬烈的码头上岸。经过移民局与关税局的检查，然后乘的士。沿途两边是海岸，热带的蕉风椰林随处映入眼帘，几经波折，终于到达了离乡三百多哩之外的边佳兰副县四湾岛去当临时英语教师。

现在遥想当年的我，真有点像自我放逐之感，而我父亲却乐见其成，我则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种落寞孤独的感觉。我的前任英语教师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卷席而逃，我自己也有点犹豫不决，自忖是否能在异乡安居落户？

一九六九年正月十九日，我就住在四湾岛新村育本学校教师宿舍，有几位男生已帮我打扫房间，搬桌椅，抹弹簧床。张校长再三吩咐有什么起居问题可找他协助，加上同道中全部都是外地人，走在同一阵线，很快就熟络了。午餐和晚餐，同事们都在一起吃，傍晚饭后一同散步，或到校园后面看海、观日落晚霞绚丽的景色，凉风习习，海涛声起伏不绝于耳。身在渔乡，眼前多么诗情画意，我又怎能舍弃呢？刚开始时，晚上在房间里看书、批改作业、写日记时，想起家中的老父，伯父伯母时，不禁眼泪涔涔而下……

后来，我有机会接触文学大师鲁迅的著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了我的座右铭，书桌上多了一个白色鲁迅的人头瓷塑。它时刻注视我，鞭策我，教我莫忘了：“你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就这样，我秉承母校校训“敬业乐业”的精神，竞竞业业，全力以赴，热心在华校服务，竭尽所能，教导华裔子女成材。

四湾岛民风淳朴，人情味浓，在教学上，一切都很顺利。每天一大早就起身到学校前面的大草场跑几圈锻炼体魄，增强体质。有时周末，适逢潮水高涨，我们这群年轻的老师们总爱在校园后面的海滩游泳。附近的学生们闻风而涌来，一大群的争先恐后跳下海水去泡泳，大家都很兴奋，每每这难得的师生共游，总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归，留下些许美好的回忆，人生真难得有如此机缘巧合。

当时每周上课六天，星期日休息。平时每天下午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四点必须回校课外活动，如参加田径竞技、阅读图书、各种类球的竞技运动。晚间还要上补习课。有时教史地与科学就自己找资料、绘制图表，写毛笔字。那段教学日子过得充实、有活力、更有创意。

渔村的孩子性个憨厚，只是好玩而常旷课或逃学，每当渔船靠岸时，渔民与家眷就忙得不可开交，往往忽略了督促孩子学习。渔村毗邻的菜芭就有孩子逃学，去海边游泳，或躲在木薯园里，也受当地赌博风影响，在恶劣环境待久了，就有孩子在目濡耳染下也学成人一样沉迷赌博。

为了孩子的学业前程，也为了亲自了解逃学或旷课，我在周末与学生一齐踩脚车作家访。第一次家庭访问对象是海边的渔民。他见老师上门访问有点错愕，当我以闽南语问他孩子的排行时，他傻笑着抓腮撩发，跑进房门问他老婆，然后才腼腆的告诉我。当时，我一脸惊讶的表情，强自压抑自已免笑出声来……。

一般上，每个家长对我们的家访，都给予热烈的款待。虽然他们的方式有点粗犷，但是在他们脸上流露出感激与无限的喜悦，我们都很欣慰。每逢佳节，有些家长还叫孩子送粽子、月饼到宿舍去请老师品尝。平时海产丰收，也有学生家长送来蒸熟的花蟹，西瓜等等，如此隆情厚谊，温馨常贴心头。校方与家长的沟通顺畅，当时校长授权全体老师体罚学生，有学生受不了屁股被抽打了一鞭，跳窗逃跑了。不久，该冥顽不灵，屡次逃学、赌博、偷窃的学生竟在父亲的押送下，回到学校来接受处罚。可见家长对老师们的信任与爱戴。身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美誉得来可真不容易啊！

一九七二年，我有机会参加假期师训班。隔年在“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情况下，校方委任我当副校长，当时我还是临时教师的身分，没有官方的一切津贴，除了要负责教务与训育之外，还担任刚刚成立的家长教师协会秘书。也难怪当时有合格又资深的老师拒绝代理校长的委任，而我竟然把职责全扛下了。

后来华裔书记梁雅九调回家乡，董事部与新校长张烈文耍我这个半个四湾人暂代书记一部份庶务，例如负责贩卖部兼作账开支票，连络董事长与董事会财政。当时我的月薪三百多块，董事会津贴六十。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一整天都有事忙得团团转，日子飞逝而过，我仿佛落地开花了。

三年后，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为了增加收入养家活口，我只好自修，最后考取了高级剑桥文凭，为的只是HSC的薪水加津贴比九号教育文凭多四十块钱。当时张烈文校长告诉我，十一号文凭不能在华小担任行政人员，我不在乎职衔，只在乎薪水。而我当时担任了八年校内委任的副校长，也没有给我带来附加利益，只给我带来额外工作；精通华、巫、英三语也只没有为我带来红利；人际关系佳，也只被别人好好利用。个个校长总以“能者多劳”安慰你，私底下排挤你，尤其在一九八七年两薪制开始实施时，华小原任校长人人自危，职位不保。后来新薪金制执行了，我们的福利更进一步被居心叵测的上司边缘化了。他们莫不外表清高，利用手上的行政利刃，假借常年评估干掉对他前途有潜在威胁的下属。

一九八二年我申请回乡服务，因为父亲年老体弱又行动不便，一方面孩子也一个一个要上学了。同时为自己换一新的环境，何尝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太太深明大义，也同意离开她的家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家五口跟着我名正言顺回乡执教。

回首来时路，当初在爱群女校当代课老师，后来阔别十五年后，阴差阳错，又回到爱群一校，就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触。换了新环境，“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觉油然而生。就这样，我居然又回到我的寻梦园了。

由于教学方面驾轻就熟，在这里前后服务二十个年头，直到二○○二年光荣退休。当年我将个人的习作结集出版《看海的岁月》，推介礼过后由罗秀珍校长送行。年年送走一届一届的小六生，如今也被送出校门口，百感交集，尽管明知往事只能回味，正是“春风桃李满门墙，桃花依旧笑春风”……

后来当合约老师四年。目前又打回原形，断断续续，担任招之则来的代课老师，正是从一而终，不始乱终弃，也算我的福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