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他已是英殖民政府行政下的情报局官员，或多或少也知道些英国人对这个国家的设想、策略与计划。当时，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气势恢宏，气焰熏天，通过政治协商的管道向英政府讨价还价地争取。相对的，华裔共产党对英政府的回应却是武力和暴力对峙。权衡利弊与轻重，再加上当时世界政治的大气候影响，英殖民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颁布了“紧急法令”应对，也是维护政权的唯一手段了。在当时世界政治格局下，英殖民政府也没能预测到北方的苦难大国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建立了红色的政权。

马来亚联合邦中、英、巫文名称和翻译上的诡异，与肤色上显现出的民权失衡，老三叔是不愿深入去追究。对他而言，还要什么样的奢侈要求？对一个外来迁徙者，能有一片平静祥和的土地，让子子孙孙免去了生活上的折磨和和政治的颠沛流离，这一生，就要感恩和满足了。

就因为老三叔的这种亲英想法，一九四九年春节期间，在武吉镇上，他被红色山顶人暗杀部队的杀手在背臂上狠狠的砍了一刀，差点要了他的命。那一刀本是要砍在他的颈脖上，是要他脑袋落地的。事发时，他身子下意识地一闪一扭，只在背臂上劈开了十几寸的溅血裂缝。

这事是我阿公一家和老三叔忌讳的话题，大家都避免提起。我爸说：他曾看过老三叔背上的这条像是褐色小蛇的疤痕。我爸还问起，老三叔的回答却是：大人的事，小孩就别多问。我阿公的说法是：被人刀砍的，被山顶老鼠劈砍的。

我阿爸还是好奇，私下问了我的老舅。老舅说，那时期，武吉镇上有人传说老三叔是汉奸，是英国白人的走狗，是出卖华人权益的间谍，是山顶人要摘掉的人渣败类。武吉镇上一般百姓都不愿意接受这说法，因为镇民确确实实地曾经见证过老三叔在日本占领期间，领导过抗日军在武吉镇上偷袭日军，出生入死地搞过军事破坏的英雄事迹。但山上的红色分子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的政策是：解放路上的每一处障碍，都必须连根拔起。

老三叔当时获得殖民政府警察掩护，才逃脱了山老鼠的追杀。过后，他获得嘉奖和晋升，之后就一直居住在槟榔屿岛上，一身白衬衫白长裤黑油亮皮鞋地，斯文雅致地，在英殖民政府官署里，当官。

我爸说：就是在这段时间，这一个由中国国民党培养训练出来的中华忠贞士兵，在当时时局潜移默化下，变成了一口英文流利翻转滚腾的殖民官吏。

这人就是，目光不再望向北方的家乡和祖国，而已是转移向大英伦敦的，我的老三叔。

6.

我爸在华文小学六年级毕业后，一九六一年被我阿公送到槟城老三叔的家寄宿，通过老三叔的关系，被送进那个年代是政府培养行政官员班底的英文中学，大英义中学（Penang Free School）。到今天，我爸还常说，这副首相、那正部长、这些国会议员或大使，都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当然，我爸在这大英义中学也没有白读，他一毕业，就在我的老三叔引介下，进入了当年驻军在北海的澳洲皇家空军基地，领了澳洲政府的军饷，当上了空军基地的文职官员。

槟城有一条街道叫车水路，英文名是Burmah Road，直译应该是“缅甸路”。二战前，这里居住着一批缅甸人，老三婶的娘家在战前就已在“缅甸路”附近做生意和置业。在这条路后方，老三婶的家族建有两整排各十间的双层排屋，除了作住家使用，还当仓库。这排房屋都是以英国建筑格式建成，也是清一色纯白的粉刷，像是英殖民政府官员制服那样地纯白稚拙。老三叔一家就住在这样的屋子里，而我爸的青涩年华就是在这半西方文化，日常用语是英语的环境下渡过的。老三婶的娘家在缅甸仰光时就已经英国化了，家常用语是英语和缅甸语，很自然地，老三叔在老三婶在场时，都是以一口滚瓜烂熟的英语跟我爸交谈，只有私下两人相处时，才用上潮州话。年少时，我爸也颇为“二毛子化”了，一直都是我三伯四伯口里嘲讽的“红毛直”和“吃红毛粪”的“香蕉人”。

老三叔并不因他在中国大陆时期的教育而排斥西化。在抗日时期接触盟军部队后，他的思想开始被西式文化所感染，再加上受老三婶家庭深远的西方文化感化，和一九四九年初在武吉镇上被红色山顶人砍劈那一刀后，老三叔像是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中华文化，全面认真地学习英国习俗和文化，并且进入殖民政府的行政系统，成为英殖民地公民，当了个在槟城州议会里的行政官。

从一九四九年的“紧急法令”时期，到一九五七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前期间，老三叔一直是殖民政府的官老爷。一九五六年，他还曾任槟城州的政府官员代表，成为东姑阿都拉曼率领的独立代表团成员，搭上了邮轮千里迢迢去到伦敦跟大英帝国政府谈判。我阿公说的：这个国家的独立，是有我三弟的一份苦劳，我家光宗耀祖的辉煌，是在我三弟手中完整地彰显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老三叔目睹和经历过联合邦独立后的华文教育学生运动和学潮后，跟我阿公说：“你还是把老五（我阿爸）交给我，我把他送进大英义读英文。你没钱，我替你教育，中学后如能有好的成绩，我替你把老五送到伦敦去读大学，当个律师或医生，让你家也出个人才。”

老三叔家的老大老二，我那棕褐肤色的两个堂兄，这时已在伦敦修学法律，所以老三叔并没有在老三婶允许或授意下，就给了阿公如此庄严的诺言。

那时，我三伯因华教学生运动被警方通缉，逃到新加坡去。我四伯也因对抗教育局的华文教育政策，被学校开除，整天在家里让阿公生气。老三叔既然开口要造就我爸，我阿公当然如获至宝，双手就把我爸捧送到当时还在槟州政府当官的我的老三叔家里去。

在当时的一九六一年，很显然地，老三叔已相信，华文教育不可能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流向，还会导致华人政治诉求和权力团结的分裂。他已不相信传统式的中国华文教育（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能在这马来亚联合邦里有什么作为。

老三叔也有在槟城的华人社团行走，但都是在扶轮社、狮子会或是红十字会，或是国际商会上交际，或是老三婶引领参与的天主教会活动。他已远离寺庙宗祠、乡亲会馆，或华文教育的各种筹建活动。他可以是“缅商公会”的理事，但他不愿意成为韩江公会的会员。

同样的，那年代的我爸，不唱《义勇军进行曲》，不唱《国际歌》；他唱的是披头四，他唱猫王，他唱《The Young One》。

我爸常说：那时的李光耀应该还在伦敦吧，他不知道远在槟城，就有一个老三叔这样的知音。

7.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马来亚联合邦脱离大英帝国，宣告独立。

老三叔身为前殖民政府的资深官员，被新成立的政府特聘为咨询顾问，安插在当时槟州政府的教育局里，专门处理华文教育与华校行政的各种问题。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五的八年里，老三叔一直都周旋在槟州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教育局，为华文教育的各种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槟州华社领袖都知道老三叔这号人物，但在他们的印象里，老三叔是个典型英国官僚派头人物，任何会议上都是一腔纯正伦敦式英语，滚滚长江似地发言，绝不会让人想像到他是一个从中国远征军里窜逃出来的小军官。

那年独立，我阿公也很高兴。几年之前，我阿公的杂货店需要一个懂得英文的做账员来处理一些与税收有关的账目，聘请了一个在教会小学当英文科老师的年轻人，每个星期天到店铺里来处理这类业务账目。这年轻人当时参与了政治运动，是个很尔雅的读书人。第一次的独立选举中，他获胜了，还被推举为槟城州的第一任首席部长（注：王保尼，武吉镇人，槟城州第一任首席部长）。我阿公乐癫了，逢人就说武吉镇上的风水好，尤其是镇后的那座大山，龙山虎穴，才能出了个大人物，而这人物就曾跟我阿公共事过。我阿公说：槟城没人才，要武吉镇的人才能管制得了这槟城州。

在老三叔跟我爸叙说的回忆里，还有一段我家族里很少人还愿意提起的往事。

一九五三、五四年前后，老三叔在他的英国上司游说、指引和拉拢下，参加了由一批口操英语的华裔政商教界精英分子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第一个华裔政党──马来亚华人公会（后简称马华公会）。老三叔是创党党员，也是槟城州马华公会的执行会委员。这也就是他在一九五六年能远赴英伦的伏笔。这公会最原始的创党宗旨，是维护当时的华人福利，政治权益的事，还排在后头。

当时，在英国人拉拢下，还有一批英语印裔精英分子成立了马来亚印度人大会（后简称国大党）。就在英国人默许与祝福下，这两个政党和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组成了三党的联盟，到伦敦去争取国家的独立。

独立建国后几年，那批口操英语的马华党员开始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老三叔跟我爸不无怨意地说，虽然他是英殖民地政府官员，虽然他也是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但由于他的外来迁移者和国民党军官身份，一直都能感觉到被那批土生土长身受英式教育的马华公会头头们排挤。他一直不能挤进主流，只能是官僚式地在独立后的政治机器里空转运作。

在老三叔的回忆里，他更愿意叙说的，还是一九四八年颁布“紧急法令”后，还留在山顶上森林里执意要武力斗争的旧日抗日同志的埋怨。他说，就是这第一代的红色思想分子，断绝了华裔进入这国家政治主流的良机。

一九四六、四七年，中国红色解放军还在大陆土地上被国民党军队围堵追剿，要到一九四八的下半年，红色政权才逐渐看到曙光，开展了建国的三大战役；恰恰在这个时期，英殖民地政府正式向森林里拒绝妥协磋商的红色分子，宣布开战。

有人说这批红色分子是在北方红色政权的授意或指导下，执意向殖民政府对抗。老三叔认为，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段期间，英殖民政府是愿意向前抗日人民军妥协和招安的。老三叔说他就是不明白，在当时没有任何外援和思想指导下，这些红色分子还会执意的拼争反抗，究竟图的是什么？建国吗？这批第一代的红色分子大都是中国的迁移者，只有少数是土生土长。这些人，是在怎样的构想下要建立怎样体制的国家？

当时的国际大国都在警惕着红色政治思想的蔓延，而在世界各地围堵。马来民族也在精英分子引领下，民族主义的火焰正如火如荼地遍地开花，蠢蠢欲动。任何有政治远见和国际观瞻的人都不会妄想在这片充满种族主义气焰的土地上建立纯红色的政权。

倘若当时没有武力和暴力对抗，而是同心同德的协商建国大业，华裔的人权与政治权益就不会完全被英方漠视，全面地倒向另一方。

老三叔跟我爸说：“华人主权的失落，这祸根，就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那段时期种下的。而我，就是为了这个政治方向，在一九四九年的武吉镇上，被山顶红色人狠劈了一刀。”

我爸反驳说：“那五O年代的华文教育运动，那多次的左翼思潮，却不是单纯武装对抗，而是有思想理论根基的，有策划性的，不是盲目或短视或无知的社会运动。”

老三叔说：“那不同。五O年代后，北方红色政权已建立，思想开始向外扩播，政治思维的理论构建都已成形。运动者也都是土生土长的学生，并且在有组织和系统化下运作。我要说的，是那第一代在森林里荷枪实弹搞暴力的红色分子。我认为，就因这第一代红色分子的短视，才导致当时政治权力的失衡，才导致殖民政府转而全力镇压华裔，并为了安抚另一边的焦虑而施放出种种特权和恩惠。这也才会让你（我老爸）直到今天还在追究着，为什么会在一九四八年时，出生在一个英文名和巫文名会有如此天渊之别，如此诡谲的马来亚联合邦。”

8.

老三叔是在一九六三年离开槟州教育局顾问职位，同时也离开了槟州马华公会的政治权力核心。

老三叔是以英殖民政府资深官员身份被刚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特聘为槟州教育局顾问，专门处理一九五七年独立后州政府面对诸多华文教育和华文中小学种种尖锐难题。在州教育局里，有马来人，有印度人，也有华人，但能管理华文教育和华校的，人数不多。局内的华人不是没有，而且占了大多数，但谙熟华语的华人却没几个，都是些不谙华语，身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处理起华文教育以及跟华人社团往来交涉时，总是辞不达意或不能互相接轨，老三叔懂得华文，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局内处理华教的领导。

这时期，州内英文教学的学校不只师资与管理都被政府特别关注，获得教育局庞大的拨款，而且学生每年的海外剑桥高、初级成绩，都是领军全州。学子毕业后能在政府行政部门谋到官位，拿到铁饭碗；在政治上，更是执政党极力争取的人才。

在官职上，老三叔里外都不是人。华社与华教人士认为他不能为华文教育争取到实质的权益，局内那些不谙华文的同事认为华教是狭窄民族主义的喧嚣，处处都不愿意提供实质的协助。几年的华教学潮运动，让老三叔焦头烂额。一九六三年一场学生示威运动里，老三叔顺着不利的形势，也同时下了台，离开官场。

老三叔说：“离开教育局，我没有什么埋怨的。那是时代形势的趋向。但没想到的，是身为马华公会创党会员的我，竟在一批受英文教育不谙华文的党员所排挤离间，离开了党的权力核心，成为一个闲人。”

根据我爸说法，一九六三年后，老三叔逐渐疏离了与华人社会的联系，转而利用殖民地时期与英国官方的关系，开始为驻扎在北海的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基地提供承包或外包各式各样的服务。几年之后，竟成了空军基地的最大外包工程公司，承包了基地内所有非军事的保养和后勤工程。过后，澳洲皇家空军（RoyalAustralia Air Force）接过英国皇家空军撤军后的空档，为新成立的马来西亚支援空中的协防。这之后，老三叔的基地承包和外包生意也一帆风顺，达到峰巅，也着实赚到了一些钱。

这段期间，正是我爸寄宿在老三叔家的那几年。

我爸见识了老三叔的西化生活方式，每个星期六夜晚在私宅里举行酒会派对（Party），出席者都是英军澳军的家眷和欧美各国洋人，吃喝的是英国式餐点菜肴。那时的老三叔，在老三婶这缅甸女人陪衬下，说着一口英腔韵味的英语，过着已是本土化了的“峇峇与娘惹”式生活。

我爸受了老三叔影响，那些年也沉溺在这种跟西洋人交往的放任和放肆生活里，学业不振，外带地，连他的处男之身也栽在一个中年澳洲妇女的身上。当然，这些都是节外事，与我老三叔的故事没太多关连，这里就不多叙述了。紧要的是，就因这层遭遇，我爸的剑桥初级和高级文凭都考得很差，没能够得上远赴伦敦读书的机会，这一转折，当然是影响了他之后的一生。

七O年代后，北海的澳洲驻军也走了，接踵而来的是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进驻，我爸也承袭了老三叔的生意，直到今天，还是这空军基地的承包商。

9.

老三叔是在一九八三年去世的，享年七十二。

之前的三年，我阿公也去世了，出殡时，老三叔执意要送上坟山。就在这坟山上，他看中了阿公坟墓边的一块坟地，觉得风水奇佳，竟不顾老三婶和家人激烈反对，矢志不渝地要我三伯替他花重金买下，还让人做了坟墓的生基与金井，并写下了遗嘱，要在他往生时与我阿公为邻。

我爸当时也吓了一跳。老三叔自从当过英国殖民政府的官后，似乎已转胎换骨，不再相信华人文化的那一套。老三婶的娘家信基督，老三叔也一直在教堂教会间周旋，即便是回中国唐山乡下的省亲旅游开放了，他也没有回到唐山乡下省亲的意愿。中国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相对的，他跟老三婶回缅甸仰光省亲，到伦敦度假旅游，跟两个留在伦敦定居的孩子哩哩罗罗的用英语讲话，像是英殖民地的遗民。

谁也没想到，他会为他的永生作了这样的安排。

他跟我爸说，他不愿意跟老三婶埋葬在外国人的坟场里；他要跟他亲胞堂哥在一起，回去。

从唐山乡下离家出外，读书后从军，到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战乱中跟军队失散后，与老三婶双双逃难到马来半岛的武吉镇，找到我阿公，再上山参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被盟军收编入情报部队，再到后来一九四八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与一九四九年颁布“紧急法令”，及至背臂被劈砍的那一刀为止，这是老三叔的前半生。这前半生，在苦难与煎熬，凶险与惨烈中，还能看到中华文化与气质在他血脉里流转运行，还能感觉到他心系唐山乡情。

一九四九年后，他当英殖民政府的官，一九五七年后在槟城州政府任职，一九六三年退下后进入商界与澳洲驻军打交道做生意，老三叔的生活习俗都已西式英语化，日常用语都是英文，思维逻辑一般是向伦敦看齐，往来的朋友也都是一班受过英文教育的专业人仕或商业精英。老三叔曾说：在英国政府的教育政策下，这片土地上的华人被分化成两种不同逻辑思维的族群。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政治权益上，更有利于掌权者的治理与调控。其功效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初期的教育政策与经济管制尤为显著，普罗大众的华人会倾向华文教育，掌握行政资源的却是英式教育孕育出来的官僚，导致两批华人各自在两条平行线奔跑，永远不能交集，或团结一致。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后，老三叔最为仰慕的就是李光耀在治国上的高瞻远瞩，他说：只有宏观的俯瞰，才能看到东南亚区域华人应走的方向。

老三叔是走了，从广东的小山村间出走广州，当了抗日军和远征军，进入缅甸，再带了个缅甸女人潜行到马来亚的武吉镇，最后在槟榔屿上度过西式生活的一生。

老三叔是走了，最后的回归路线还是选择了与他堂哥在一起。我爸说，在老三叔入殓进棺时，他亲眼目证，老三婶亲自拿出一把黑亮亮的手枪安置在老三叔的腰间。之后，六支棺钉才敲定。

看来，老三叔还是想以一个中国国民党军人的身份回去的。

后记：

二O一三年五月五日马来西亚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中，华人终于兑现了换政府的承诺，以手中一票把华人的政府官员都换了下来，但旧的执政党依然执政，安然无恙。这已是华人能团结一致的最高境界了。这成绩也让人警觉，只有全民的醒觉、参与和团结，才能换天，才能让两线政治浮上台面。

这样的全国选举结果，让人沮丧让人惆怅。

这不由让我想到我家的老三叔，这个在我的心目中老是穿着一身白衬衫白长裤黑皮鞋，走路颤悠悠的，老是喜欢讲一口英语的老人。于是我尝试回望这老人的一生，并且省思。

从他的一生经历，或者能体会到，我们一路走来，到了这境界后，为什么前方的路还是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