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坐十里晴阴，
遂缤纷作千株锦绣，
以无瑕的颜色，
赋予群树以新意，
流水以新声。
——白垚〈青春〉

白垚﹝刘国坚，一九三四-二○一五﹞这位一九五七年南渡的“最后的南来文人”过世，确实像征一个时代的终结——虽然这么讲有点陈腔滥调的意味，但“南来文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严格奉行种族政治、移民门槛高得离谱的马来西亚（相较于“有钱好办事”的新加坡），已经不可能复现了。

二○○八年我曾经就白垚的巨著《缕云起于绿草》﹝大梦书房，二○○七﹞卷一“文学回忆”的部份写了篇感想〈有国籍的马华文学之起源〉﹝收入《注释南方》有人，二○一五﹞，谈到友联那群自港南下创建《学生周报》、《蕉风》并培养本土写作者的文人，“原来离有国籍的马华文学的起点那么近”。事后张锦忠捎来白垚对我的观察的回应，说很反讽，这群创建“有国籍的马华文学”的功臣，在马居留二十多年后，都被迫再度离境，落脚于美加，并不曾拥有马来西亚的国籍。这背后的政治因素，迄今未见有人谈及。在那冷战的年代，肩负与极左思潮抢夺文学青年的这批南来文人，照理是意识型态战场上的大功臣才是。

争取文学自身的独立性（相较于作为政治宣传），争取文学的个体性（相较于集体性），但最终只有他们办的刊物和作品属于马来西亚——似乎有国籍——这反讽无意间触及了马华文学本土论的一个政治盲点，一个非思。因此，有国籍的马华文学（我觉得这命名本身是对马华文学本土论的一个挑战性的提问），从方天到杨际光、白垚，能落籍于斯的毕竟是少数。但马华文学如果因国籍而把他们剔除，文学史将成笑话；一如一九五五年后的马华文学史如果绕过《学生周报》、《蕉风》，几等同于自残。但马华文坛不乏昏庸的爱国者，自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注一）。

数量庞大、横跨不同年层的“南来文人”，我在最近的一篇随笔里笼统的以“南来世代”称之，并誉之为马华新文学的最强世代（〈广州马华文学研讨会后〉）——里头的强者不止受了完整的新式大学教育，谙外语，还具备相当的中国古典文化涵养（弱者就勿论了）。因经历乱世流离，国破家亡，对存在、对文化都有更深刻的体会。他们被迫离境，在陌生的他乡披荆斩棘的从无到有，重新建立一个文学传统。更重要的是，有国籍的马华文学的本土世代（一九四○年前后出生者，忧草、鲁莽、梁园、冷燕秋、温任平、冰谷、山芭仔﹝温祥英﹞、菊凡等）都是在南来文人的鼓励、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和早期的《蕉风》渊源都很深。而白垚因为是南来文人中年纪较轻的（和他们相差十岁左右，差不多是我和张锦忠的年岁差距），也几乎是他们文学上的兄长了。《海路花雨》一卷里提到的熠熠发光的昂扬少年，麦留芳，十五岁；李苍，十六岁，都还是中学生，白衣少年。在那个高唱着东方红的左帜狂扬的年代，有个兄长顶着压力毕竟是幸福的（当然他并不孤独，友联诸子不乏高手），还毋需如我辈徒然的“寻找亡兄”。

二十七岁的年轻白垚，曾如此激昂的写下：

在年轻的飞奔里
我掀宇宙以狂飙的动
怒掷正午的红标
向太阳作东方诸海的狂嗥

在红太阳烤焦神州大地的年代，竟有“射日”的豪情。在这首〈新生的力〉（一九六一）末尾，更有狂嗥如：

攻宇宙高矗的城
举震动雷电之弩，我骜桀而笑
谁杀天国专制的王（二一五）

弑王的狂想。在反右年代的中国，早已“万马齐喑”，当然容不下这种叛逆的声音了。对大马的文学左翼来说，应也是十分碍眼的。在被马华左翼文学史教父拒绝承认的文学园地上，年轻的白垚也曾自诩为盗火者，如〈火盗〉（一九六一）一诗有云：

而听者，我手中有火，我是盗，我不惧天谴
我叛众神
以火想，我将不朽
我咯咯而笑，我举烽火
我岂真是摇撼天宇的狂徒（二二一-二二二）

确实狂态毕露。但对杂草丛生的马华文坛，盗火射日可能还是太文言太温和了，不如“烧芭”有本土味，有刀耕火耨的烟味。

身为马华现代诗的盗火者，除了年岁，曾经留学台湾也是他和其他南来文人大不同处。白垚四年的留台于诗的见识应有浸润之益。五○年代的台湾，是纯粹的流亡的凄惶的民国的栖地（“台湾”乡土被戒严压得死死的），其时的台大由陈寅恪笔下的“扶余海外王”傅斯年主掌，那一代台湾的“南来文人”的亡国经验都还是淌着血新鲜的伤口。偏安格局，仿佛重演了晚明、南宋的悲惨窘境，身在其中的白垚必然分有着那种悲伤。因此某些白垚诗流露的、曾经让少女梅淑贞心醉神迷的稼轩调（如〈南斜〉〈红尘〉等），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他们那代人最能深刻的体会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悲慨。白垚现代诗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调度，和六○年代后部份台湾现代诗人（如比白垚大六岁的余光中，小他六岁的叶珊）之转向中国古典，是不是也有若干精神上的关联？即便不是影响，也可看到时代的共振——余、叶取径于民间古诗及楚骚、《诗经》，但路径是相似的，都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沦亡的杞忧。

在马华诗坛目无余子的温任平，七○年代末为什么那么大方的把第一首马华现代诗这开端的荣誉颁给白垚的〈麻河静立〉（〈马华现代诗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这位比白垚小十岁的小老弟，他的现代诗启蒙应该就是来自白垚“新诗再革命”，从大陆四○年代、台湾五○年代盗来的火吧。六○年代末方有雏型、七○年代初方成立的天狼星诗社（温任平，〈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成员作品大量发表于《学生周报》、《蕉风》。他们最开始发表习作时，也都是初、高中生，是这两份刊物最着力提携的白衣少年（白衣，迄今仍是大马中学生的校服）。换言之，白垚是他们严格意义上的先驱，天狼星诗社的火把，火种来自现代诗的火盗白垚（注二）。在江湖尚末被某诗社独占前，白垚的写作已有一股横槊赋诗的江湖气概，因而我尝许之为“有开国气象”。

注：

（一）一九九六年，在关于编纂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的讨论中，温任平即提出“应该如何‘看待’”那些在海外的马华作家？进一步问，“如果一些居留于海外的马华作家已放弃了马来西亚国籍，成了他国的公民，那又怎样‘处理’？”那长居大马国内的呢？“据说前辈作家如姚拓先生仍然是手持‘红登记’的（……），他的作品，‘马华当代文学大系’应不应该收录？”〈关于《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编纂标准的一些问题〉（《南洋商报．南洋文艺》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八日）陈政欣的回应就斩钉截铁：“至于已放弃了马来西亚籍的作家，我认为在他放弃马来西亚籍之后的作品，可以不理，放弃马来西亚籍之前的作品，我们应该还要处理；况且，在作者介绍中，我们势必申明这位作家是‘前马来西亚公民’了。”但虽没有直接回应长居大马的“非马来西亚公民”要如何处理，但从“凡是拥有马来西亚国籍（无论身在何处）的华人，以华文创作的作品，都应该有资格被选”这样的主张，就可思过半矣。（〈对《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的省思〉《南洋商报．南洋文艺》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二）白垚〈火盗〉（一九六一）以“振屠神之矢，东方的兄弟射九日”始，有“我叛众神”句。余光中一九五七年撰有〈羿射九日〉最后两句：
“孤独的神啊，我留你照亮这世界，
我是神的叛徒，我是屠日士，我是后羿！”《余光中诗选一九四九-一九八一》（洪范，一九八一：八十二）但我认为白垚这两首有射日意象的诗（〈新生的力〉）比余光中的强而有力，文字也更有密度和张力。〈火盗〉自称“我是贼”，而无惧于天谴，“遂以铁笔摇铜铸的天库”，不避文言句式是个中关键。也表现得更有决心与自信，也更年轻，如“怒投光之乾坤于崖下，文明自我指际溢出”（二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