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烧芭问题，并不是在这一两年才有，而是过去至少20年的问题，甚至在更早的70年代，就已经纪录了印尼林火造成的烟霾（当年人们还称为烟雾）飘过海峡，笼罩马来半岛的事件，然而，当年这还是间歇的性质。

大规模和常年的烟霾现象，是在90年代，也就是印尼政府有计划的开发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种植经济开始。特别是1997年的严重烟霾，震惊大马和新加坡，以至东盟制定了抗霾合作方案，准备以区域合作力量抗霾。

问题是，40年的烟霾灾害，近20年的抗霾计划，到了今天，显然没有改善霾害侵袭，甚至在2013年和今年更为恶化。

从霾害历史追溯，自印尼苏哈多政府开始，历经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苏西洛，到现任的佐科威，而我国也更迭了3任首相；两国政府，加上新加坡，以及东盟组织的力量，到底做了什么？或者说，为何做不到什么？

问题当然很复杂，从横向面分析，涉及发展政策、经济利益、地方势力，以及薄弱的环保意识等等；而直向探讨，贯穿这些因素的，就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之下，个别和小部份人的利益，超越群体和总体利益；为了让种植经济节省开发成本，而允许种植集团和当地小农使用低廉的烧芭方式，焚烧树林。如此，财团和农民得到好处，但是，数以千万的马、印、新人民，却为此付出健康的代价。

而官僚主义衍生的滥权和贪污，使印尼地方政府、警方和军方，纵容这些焚烧活动；即使法律禁止非法烧芭，却是令出而不行，违法者鲜少受到对付，间接鼓励猖獗的烧芭活动。

此外，官僚作风让印尼，以及邻国政府养成得过且过，敷衍苟且的心态。每当烟霾来袭，各国政府受到压力，就做出一些反应。然而，这些反应通常是门面工夫，公关式回应，并不是真正着手解决问题。

尽管几年来各国政府发表过抗霾声明，举办联席会议，甚至有外交抗议，但是，大部份谨此于表态，而少有实际行动。

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是区域霾害的制造者，也是纵容者；如果不从克服官僚主义着手，就很难解决烟霾问题。

印尼迟至今年才签署《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虽然比其它国家迟了13年，但毕竟是一项进展。我们寄望印尼以实际行动贯彻协定的要求，也希望现任总统佐科威更有魄力，也更有政治意愿，铲除烟霾官僚主义，认真解决烟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