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长诗《偶题》开章两句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若把前句和广府谚语“死牛一边颈”做对仗，虽有点不伦不类，却更能反映出马华文坛的近况。

文章者，不论表达方式是谣赋诗曲，我笔写我心以至才尽，言之有物，便是千古事。牛的死相是侧卧，面天的不是左项就是右项，仅一边颈就是了。既是春秋大业，何必太计较意识形态？更何必只执一辞？

可以左右文章倾向格局的，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千变万化的流体，如政体递嬗。文章除却随波逐流的，也有中流砥柱或我手写我心的。写心者得，随波者失，你心里有数。

且看毛泽东自一九二五年来其按词牌所写的八十多首诗；数量虽远比不上杜甫，却真个我手写我心。他不是写实派吗？战场、用兵、江山、历史，温饱，对他来说，没其他东西更实在的。兹扼要节录三首如下：《无题》（一九二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重阳》（一九二九）：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雪》（一九三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折腰/惜秦皇……汉武……成吉思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种对现实所作出的回应，不论谈史或抒发个人憧憬，其诗质之充沛，都令左、右赞叹。至于那些充满口号的南洋诗词，多源自慌腔走版的意识形态，是有时而尽的。流行一世代的“万万岁”、“毋忘在莒”、“汉贼不两立”的宣言，已显得无的放矢，已随东逝水流去，焉能成为春秋大业？

旧日马华报章生态

在一九五○至六○年代，马来联邦的大型中文报章，几乎左右分明，却也是非黑白难分。州属的地方报章，如槟城的《光华日报》，怡保的《建国日报》，吉隆坡的《中国》报等，铭记题字者，不是孙文便是于右任。全国性的《星洲日报》属左，《南洋商报》则在商言商。

一般上，报章的副刊倾向于采用同道者的文章。大部份投稿者亦识其趣：道不同，不相为谋。当时担任报馆编辑的多是南来的文人；投文艺稿的则以南大义安高校的老师和学生居多。有关个人的投稿经验，有趣的是，《光华日报》、《南方晚报》、《学生周报》、《蕉风》，香港的《华侨文艺》，都接受过我的稿子。无趣的是，投星洲的都如石沉大海。显然已被判入反动派。

患上左倾幼稚病的，殊不知学子如我，也常诵读和高唱以下名家的作品：郭沫若、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冰心、田汉、夏之秋、冼星海、聂耳等。他们写农家、写劳工、写渔家、写流离失所、写生灵涂炭、写炮火高涨、写八百壮士、写风在啸马在叫、写黄河之恋等，都是一幅复一幅的无助、无奈、无产阶级的写照。是写实，也是应时之作，却都是春秋大业。

艺文工作者在国共内战期间，时左时右，扑朔迷离，转换跑道比调换教科书还要快。那时只听老师说他们都是抗日爱国之士，却没听说过他们是左是右。学子们何去何从？

几乎要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文人的左右方向才算尘埃落定。但是，报馆到底又是怎样区分左右翼的呢？有说书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算不上载道的文学，左翼是不相为谋的，甚至还斥之为沉沦堕落的后庭花。不幸的是，编者们却无知于我们这群学子，除了常唱《八百壮士》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外，却也唱《在森林和原野》、《采茶扑蝶》、《思乡曲》、《黄河大合唱》、《嘉陵江上》。那时，《东方红》更是禁歌，我们也偷偷地唱。

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那时段，在国际形势运作下，遂催生了一种“无国籍的马华文学”：不持中华民国国籍，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持英国国籍，也还没拿到马来亚联合帮的国籍，新加坡国又还没成立。换言之，那是最原始的“无国籍文学”，美其名为“离散文学”。除了马来亚，它也涵盖了整个南洋华侨的华文书写：印尼的柔密欧.郑、廖建裕；婆罗洲的张贵兴、李永平等；新加坡的连士升、陈瑞献、梁明广、英培安等等，都是华人离散文学的精英。

真正对马来亚国籍产生认同感是在一九六五年马、星分家后的事。信不信由你，之前那是一段马华文坛百花齐放的大好时光：没有独钟爱国文学。在这脉络里，马华文学者也，乃指以华文表述马来亚事物的书写。以英文书写的如Goh Poh Seng, Catherin Lim, Shelley Chew, Edwin Thumbo（具华人血统）乃局外人也。

这是我重归离开了约三十年的马华文坛的想像：中国大陆已于一九七八年开始开放，本地文坛的左派也徐徐老去。政坛左右翼的宿仇应已时过境迁，偏执已随风而逝。

岂料，好些老左派却还以为境虽已迁，时却未过。如编撰马华/新华文学史的，脑袋还是停留在解放军长征年代。庆幸在文革年代成长的，如方桂香，告诉南洋的文人，那些文学史不是那样写的。

却没料到，在政海浮沉了几十年的马华文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浪是有国籍的文学。

有国籍的文艺

最近读到张锦忠的《时光如此遥远》和黄锦树的《注释南方》，才发现新一代的弄潮儿虽没兴趣建立“南洋共和国”，却也划地自限，创立了“有国籍的文学”这关卡，它岂能与前述的百家争鸣“无国籍文学”相互辉影。他们两位把马华文坛与台湾和大陆的相比，觉得马华文坛的前途堪虞。况且其文学产业和市场本已窄小，还要用意识形态来分割。

有国籍的文学除了好闭门吃羹，即不必分给外人一杯，或享受闭门造车的乐趣之外，可说一无是处。如对本土文学水准有自信，哪怕外来和尚？如觉得低落，外来和尚，只要不是花和尚，比较会念经，可以给你超度。

听听李斯两千多年前怎么说。当时秦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不少皇亲国戚及朝廷大臣，游说朝廷驱逐所有外来人才。李斯遂撰《谏逐客书》上呈秦皇，奏折概略如下：“皇上所崇尚的衣食住行的材料，多由外国进口……将被驱逐的外来人才中，在他们的原住地，多是将相经世之才。他山之石，也东征西讨为本国立功。饮水该思源，怎可过桥抽板？……”秦皇阅后，龙颜大悦，马上下旨喊停。李斯等留下。那也是千古事。

两千多年后，有识之士多知道，拿诺贝尔奖的，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但他们间很多是外国移民，你认识的华裔就有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丁肇中、朱棣文、高锟等。如把本地的“有国籍文学家”倡导者送到美国做当家，拿奖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便会锐减。方桂香日后若拿到该奖，他是中华？新华？还是马华？韩国人说过要把李白的国籍迁册，当然是吃定闭门羹啦。

同理相伸，新加坡人在球类运动的得奖人，也相随会猛降。那儿华文报章投稿的也鲜有本国的文人，文以报国的除外。更令人，如方桂香，惊讶的是，新加坡的文艺运动健将，梁明广和陈瑞献的著作和贡献，也仅被一笔带过。

颂赞候鸟、一瞥惊鸿、点水蜻蜓式的过客作家的贡献，并不见外。但质疑另些生长或居留在大马长达二、三十年，仍藕断丝连的作家的贡献，遮天的一手不是若隐若现吗？

吴岸精神

受锦树的梦想启发在先，蒙吴岸（丘立基）的精神感召在后，我更觉得个人所主持的基金该往幼苗深耕，让幼苗扎根、茁壮、成长，以成为马华文坛的传人。

基金也有所不为，如资助更多经典文学的出版。我还是牢记着一位编辑的忠告：成熟、知名作家，炙手可热，不必劳驾。况且，这批作家，也是许多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设立文学奖也仅是锦上添花。

至今，基金的成绩平平，乏善可陈。但透过运作，却也更深的了解到现代马华文坛的状况，略述四种如下。

老一代不肯放手改革，如引进技术、人才和资本。廉颇年轻时曾叱吒风云，为国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不料告老还乡后，皇上谴使拟招他重作冯妇，领军上战场。廉颇也自告奋勇，在使节前上马、披甲、舞刀，以示不但宝刀未老，却还老当益壮。使节却回报皇上曰：廉颇尚能自理三餐，余勇仍有，只是一顷之间，拉屎三次：老矣。

另一现象则是鸡肋效应。接收及延续那些奄奄一息的期刊，犹如咀嚼鸡肋，吃之无味，弃之可惜，只好占着茅坑不拉粪。那是五十年前李敖骂他院长沈刚伯的话。

再一是叶公好龙效应。古时有某人叶公，平日见人便滔滔不绝地说他如何如何的喜欢飞龙。待一天飞龙很受感动，下凡到叶公的屋檐，好让他看个够。岂料叶公一看之下，马上被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连忙拔腿逃之夭夭。

辛金顺在二○一二年访谈最近去世的拉让江畔诗人吴岸，其中有颇为感人的记载。除了是位诗人外，吴氏对当地的文艺的发展，多年来秉持着一种身体力行的精神。他在世时曾筹建一个基金会来资助文艺幼苗出书。他筹得四万令吉，帮助文学幼苗出版了约六十本的文艺书。这种精神，不也是黄锦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吗？

吴岸，李斯，给马华文坛把把脉吧：文章千古事，死牛一边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