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印尼阿迪去工地！

邀约阿迪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一把厚实的声音，感觉十分有力量。阿迪一口就答应接受采访。见到他的时候，是在隔天的清晨7时。背着一个蓝色书包的他，远远见到我就咧开嘴巴笑，用力挥手——好爽朗的一个人啊。

长得瘦小的他，一身古铜色皮肤是每天日晒下的痕迹。但他看来十分硬朗、健康，不像是一个58岁的中年人，行动灵敏，而且充满力量。

充满力量的不只是他的外表，还有他的笑声。廿余年在马来西亚工作的酸甜苦辣，他总是能够用“哈哈”来化解。

“我感觉你是一个开心的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生活不辛苦，如果你认为辛苦，那一定很苦；你若觉得容易，生活就变得容易。无论我住哪里，只要可以开玩笑、身体健康就可以了，至于有没有钱，就交给上帝去处理吧，哈哈哈。”

今天跟拍的，是一个正能量爆表的印尼工地外劳──阿迪（Edy Sumitro）。

阿迪带我和摄影记者世伟从商场的泊车场走路去他家。尽管与雪兰莪珍珠白沙罗商圈只有几条街的距离，但是如果没有人带着走，着实找不到这么一个地方。

原来不过是拐一个弯，从大道旁侧下一个阶梯，就来到这个本地人与外籍劳工居住的混杂区。阿迪住在廉价单层排屋其中一个单位，而且住了23年。

屋内十分简约，房间倒是特别多，或许是数个远方亲戚住在一起的关系，单单是煤气炉就有4台。由于客厅极小，沙发摆在屋外车位上，与数辆摩哆在一起。搬个凳子，我们的话题就这样开始了。

“我来自印尼泗水（Surabaya），爪哇人。我是家中老大，家里还有5个弟妹，忘了是1988年还是1989年，毕业于泗水的Kampus Untag Surabaya电机工程高级文凭。”当时的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向往到高薪的吉隆坡来工作。

“但我爸强烈反对，他希望孩子都留在身边。”阿迪是个有想法的人，他知道父母始终会老去，唯有寻找更好的出路才能够解决家中贫困的问题。

于是就在1992年，22岁的他来到吉隆坡，流离浪荡了一年，遇上了现任老板阿恩。

“就是这里，我在白沙罗遇见我的老板。”阿恩知道他在找工作，问他会做些什么。“我说如果可以，我想做回我的专业，就是电工、拉电。他说薪水不多，一天才24令吉，你确定要跟我做？”

阿恩当时才25岁，还未起家，每天踩脚踏车去工地。阿迪跟了他工作一年后，他却给阿迪买了一架新的摩哆，“这在当时是多么昂贵的东西啊！”

“就因为这样，我跟他工作了二十多年。”他接着说。

那些年一起吃苦的日子

从建排屋一直到高楼大厦，阿迪至今已经数不清过去为公司建了多少间大楼。尽管有电工的专业知识，他却说自己从零开始。

老板一开始只做排屋，但他察觉到都市人居住环境的改变，“这里人们选择住组屋、公寓，因为地皮贵。高楼看似难建，其实比排屋还容易。”

问他当初为何不去雅加达，雅加达不也有高楼大厦么？“当年印尼的薪水很低，这和马来西亚年轻人到新加坡、汶莱、澳洲等地工作的心态是一样的。”

年轻老板勤力打拼，而阿迪也十分好学，不懂的技术问题就请教工程师、建筑师、建筑顾问，于是越做懂得越多，也越来越专业。从排屋到建高楼，夺标的工程也陆续有来，他与老板及其他工友们几乎全国跑，一项工程一做就是三五年。

最辛苦的工作，是银行大装修及更换电线系统。“一般都在趁开斋节3天假日里把工作赶完，我们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赶工。累了就随地躺下来休息一两个钟，连冲凉都免了，哈哈哈。”

“那时候只有几个人手，老板也是其中一个。”

阿迪见识过各式各样的人，也有被人歧视的时候，不过老板会站出来为他说话。

有次老板安排他到一户有钱人家去拉电，主人看见阿迪就赶他走，指他是骗子，不愿开门。后来老板亲自过来，主人家才相信阿迪是来工作的，老板狠狠把主人刷了一顿。

又有一次，他与另外两名工友到有钱人家工作，主人家安排了3个佣人紧紧守在他们身边，深怕他们顺手牵羊。不过阿迪并不为此生气，他反而认为主人家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偷窃案经常发生。

“只是我觉得，如果太有钱会让人变得没有安全感，睡觉都不安宁，总是担心害怕财物会被偷走，我宁可做现在的自己，没有束缚，自由自在。”

说罢又歪着头思考，“但也可能我还没有到达那么一天。或许有一天我富有了，也会变得和他一样呢？很难说，哈哈哈！”

不曾想过出去闯，自立门户

许多印尼外劳熟悉了工作，就会离开老板自立门户，阿迪虽然有能力成立分包商（subcontractor），却从未想过要离开阿恩。

“我没有想要出去闯，做生不如做熟嘛，加上我的个性本来就是如此。”老板十分依赖他，即使请假回家乡办事，还没有到两个星期，老板的电话就来了，“Bila balik?Sini kelam kabut oh！”（几时回来？这里的工作好混乱啊！）有一次回家长达3个月，老板打电话给他：“怎样啊，几时回来？事情解决了吗？

需要钱吗？”阿迪是个老实人，没有经济问题的话他绝对不会要钱，有一次真的很需要钱，老板二话不说就给他寄了好几千块。

这件事，他一直铭记于心。

“我想他也很珍惜我这个工人，我们从以前一起打拼走过来的。我们同甘共苦（Susah senang sama sama），在我心中，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在马来西亚生活了20年，阿迪每次回乡都觉得更像出国旅行，回到吉隆坡反而是回家。“有时候局势不好，也想回家乡不回来了，但不忍心，因为老板对我太好了。”

他坦言，现在的印尼比马来西亚好，马来西亚越走越退步。“现在印尼改革开放，政府认真建设，而且谁有能力就由谁来治理。我们称‘Ahok’的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BasukiTjahaja Purnama）就是一名华人，现在的雅加达在他的管理下很好。”

阿迪最不喜欢马来西亚官员的官僚作风，尤其是申请延长工作准证的时候。长期住在马来西亚的他，虽然已经见怪不怪，但依然会生气。申请准则改来改去，没有固定的程序，办事不严谨、不透明。

“我能明白为什么一些老板不为外劳办准证，因为实在太为难雇主了。”

不怕吃苦，低调生活

至于马来西亚人，他并不觉得自己被排斥，或无法融入这个社会，只是认为印尼人比本地人更加勤劳、努力。

“我在这里二十多年，建过很多建筑物。我可以说，如果没有外劳，这些建筑物根本建不起来。大多数工地工人都是外劳，本地人一来吃不得苦，二来薪水要求高。”

他说，太太是一名清洁工人，一个小时可以赚三十几块，一个月好几千块。但本地人再贫困也不愿意做。“他们视这些工作是肮脏的，像牛一样的工作。”

阿迪为人十分低调，即使他的薪水不低也从不张扬。家里摆着几辆旧款的摩哆，有大老板问他为何不换新的，他笑言，正是怕别人会眼红啊。

尤其他住的混杂区，有当地马来人、印度人，他并不想让人感觉他在炫耀。低调是他的生活态度。

“人家说吃盐比你吃米多，我看得太多了，经验让我们觉得要收敛。

我们会赚钱，因为我们勤劳。家里每个人的收入都超过两千。但我们低调，安静地生活。别人看了不甘心是会出事的，觉得你和他抢饭碗啊！”

建高楼，不一定向往住高楼

跟着阿迪上路去工地的路上，四面八方都是高楼大厦。我问他，建了那么多建筑物，你却不曾住进去，心里会不会觉得不甘心？

“不会啊！我比较喜欢住在地上，现在住的有地房子最舒服。住公寓的话，出门跑步还要上下电梯很麻烦。现在很方便，打开门就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阿迪又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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