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交关，奋力一搏！

面对医疗极限，自问：救？不救？

盛晓峰是马大医院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也是神经外科和脊柱专科顾问，同时也在马大医学院教课。在医院里，脑神经外科是一个很小却很重要的部门，因为被送进来都是性命垂危的病人，每一次在鬼门关抢救生命的当儿，盛晓峰都会问自己：我为病人做到最好了吗？

“身为医生，就要尊重生命，不能放弃每一个生命。有时候看到年轻的医疗人员态度懒散，不够积极，我就会忍不住破口大骂。”这位温文尔雅的医生义正词严地说道。

在病房里，他是一个坚毅卓绝的医生，在生死交关之际，总是毫不犹豫地奋力一搏，但是，当面对医疗极限，无能为力的他常常会陷入矛盾和深沉的无力感中。

盛晓峰幽幽说道：“遇到病人的昏迷指数太低时，大家都知道，即使成功抢救，日后也是一个植物人，如果病人的家境已经非常穷困，要照顾一位植物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个很大的担子，所以只有放弃治疗。但身作医生，我们不想放弃任何一个生命。这一直都是我最挣扎的一件事，直到今天，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我是病人的太太，我会怎么想？要救？不要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每一次面对生死决策，都是一番天人交战，他轻叹一口气说道：“其实，答案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他就是这么一位尽责尽心的好医生，下班后，脱下医生袍了，心里还牵挂医院里的病人，除了照顾病人的身体，也常常为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生活发愁。

打开脑袋，掌控生命

人的脑袋和脊髓都是极其精密的东西，它们跟身体其他器官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缺乏复原能力，一旦受损，伤害极可能是永久性的，甚至赔上生命。是以，脑神经外科被公认为医学上地位很高的一个领域，脑神经外科医生的训练，也是所有医学专业中最长和要求最高的。

是什么吸引盛晓峰走进外科？他笑着说自己念书时特别喜欢理科，中学时，尤其爱上生物课，从小到大，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一路朝着理想走去。

他出生于巴生，3岁时当教师的妈妈被派到吉隆坡甲洞民众华小执教，一家人于是搬到甲洞。6岁那年，妈妈就带着他上学当旁听生，“穿着校服，从在最后一排，跟着大我一年的小朋友读书，每次校长经过时都好紧张！”他笑道。

一年级读了两年，妈妈晚上在家里教补习时他也跟着旁听，长大一点后就帮妈妈当小助教，在一个爱读书的家庭中长大的盛晓峰，从小到大成绩名列前茅，中学时就读甲洞卫星市国中，不久就转到吉隆坡Maxwell中学，中六后顺利考上国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被派到瓜拉登嘉楼政府医院和沙巴山打根肯特政府医院当实习医生，之后在马大医学院继续攻读外科硕士学位。

2008年，他获得马大奖学金，前往澳洲悉尼修读脑神经外科和脊椎外科，2012年才学成回国。

选择脑神经外科，除了因为马大医学院缺乏脑神经外科医生之外，也和盛晓峰当实习医生时的经历息息相关。“1999至2001年，我在山打根政府医院当实习医生时，不时遇到脑部重创的病人，他们很多是伐木工人，被倒下的树桐击中头部，紧急送院。有几次刚好轮到我半夜on call（候召），我经验不足，能力也不足，常常束手无策，打给上司求助有时候还被臭骂，当时感觉很无力，很内疚，因为没有办法做到最好。”

因为看过了没有人想看的悲剧场面，因为内心的无力感太刻骨铭心，所以他决定走上脑神经外科之路。

人脑是人体内最复杂的器官。（图：星洲日报）

好医生顾生也顾死

坚守政府医院18年

盛晓峰当了18年的医生，一直都在政府医院服务，面对私人医院高薪挖角不为所动。他笑得真诚，说道：“我不是有什么伟大的想法，而是觉得，在马大可以三管齐下──可以当医生济世救人，可以教学作育英才，又可以做研究，这是很难得的。

再来，近年马大也允许我一星期两次在马大私立病房看病人，收入上还过得去，所以暂时没有想过要离开，至于未来如何，暂时还不得而知。”

盛晓峰是一个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生，温文尔雅，细心体贴，病人都喜欢他。有人说，好医生要多出一张嘴，把正确、清楚及对等的讯息传达给病人和家属，好医生也要多出一个耳朵，倾听病人及家属的心声、了解并评估他们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好医生要有一颗心，既顾生，也顾死，要将照护扩大到病人家属的情绪、生活实务等。盛晓峰的病人会告诉你说，好医生该具备的条件，Dr.Sia（盛医生）都具备了。

面对赞美之词，他笑得腼腆，侧头想想后又一脸认真地说道：“沟通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18年来，从病人身上一点一滴学习得来的。”

盛晓峰感触良深地说道：“除了医术高明、态度积极之外，医生还要懂得如何说话，面对家属时，说话要真诚、中立、清晰，并且言之有物。

什么话应该说，什么话不应该说，话要如何说，全部都很重要。”

所以盛晓峰说，病人不只是病人，更是他的老师，从他们身上，他学会了待人处事之道，那是一生受用不尽的礼物。

追求平衡，活出圆满人生

选择神经外科成为志业，面对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也意味着要亏欠家人许多。盛晓峰莞尔说道：“我太太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投诉我，说我对病人比对她更好呢！”

他忍不住笑道：“我在医院面对的病人都是病入膏肓的，回到家时，家人跟我投诉牙痛、手痛什么的，我就会不耐烦地回他们说，那是很芝麻绿豆的小事好不好！？但过后我都很后悔，知道自己不应该这么说。”笑过后，又说：“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对家人更耐心一些，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很少对家人不耐烦了！”

盛晓峰今年44岁，是个迟婚的医生，40岁那年才和女友结束8年爱情长跑，共组小家庭，目前育有一个4岁的儿子，今年7月，太太还会再为他添一个女儿！

“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很重要。”他说道。自从有了孩子后，下班都会赶回家跟孩子玩，“希望和孩子的关系亲密一点。”他笑得心满意足。

年轻时候的盛晓峰不是这样的，“以前很拼，把医院当成第二个家，36个小时不睡觉也不觉得有问题。念硕士的时候，在医院附近租房住，随时oncall，忙起来无日无夜，很少时间陪女友，甲洞的家，也是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工作之余，还自费出国参加义诊──2004年南亚海啸后到斯里兰卡义诊、2005年日惹地震义诊以及缅甸风灾义诊。年轻时眼里没有‘我’，只想要奉献自己。”

2008年，他到澳洲悉尼修读脑神经外科和脊椎外科，同时攻读博士，在悉尼的4年，盛晓峰不但医术精进了，人生观也起了变化。

以前人在马大医药中心，他喜欢on call后继续留在医院，到了悉尼，他也照旧on call结束后继续留下来巡房，结果被值班的主治医生疾声厉色教训了一顿，对方毫不客气地对他说道：“你已经off duty了，你应该马上离开医院回家。”

“在悉尼，当地人很重视家庭生活，你很少看到白人在周末工作，医院里，周末工作的很多都是黄皮肤的亚洲人。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更是很难找到医生，所以在悉尼的4年，我都自愿在母亲节on call，把假期让给其他人。”

回国后，盛晓峰完成了人生大事，也开始学着在工作和生活中寻找平衡。他意味深长地微笑说道：“家庭是重要的，因为当你生病时，真正愿意照顾你的是你的家人。”

盛晓峰开始知道，生活要平衡，才能累积更大的能量，走得更远，活出最圆满的人生。

（编按：盛晓峰也受星洲日报〈活力副刊〉邀请，于星期五〈养生〉版为读者撰写医学专栏；此专栏已于上周开始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