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初，由星洲日报在新纪元学院主办、新纪元学院中国语文学系、作协深耕文学创作课程和《学海》周刊协办的的2016年第二届花踪后浪文学营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来自台湾的年轻诗人波戈拉以及剧场演员叶珊，在主持人梁靖芬的引导下谈“创作与生活————在隐藏和曝露之间”中，游走在电影与文学之间，甚至赤裸裸地敞开自己的感情世界。伤口或许没有因为写作和分享而得到救赎，但却让现场营员们得到无比珍贵的启发。

隐藏与曝露的定义

波戈拉：我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在隐藏和曝露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因为写作常常要挖掘自己，可是挖掘自己的用意是提供阅读者想像力，唤出彼此生命中的共同经验。比如写失恋，写一首哀伤的情诗，阅读的时候你会开始想像自己逝去的恋情。作者在隐藏中曝露，写出一种普遍性的共感，即共同的感觉。

叶珊：我演戏的时候常说，我不愿意把我自身的东西揭露出来。我是个很爱读小说的人，但我读小说的时候，常常读到创作者背后强烈的企图，作者的影子在里面，让我读不下去。除非隐藏得很好，才不会让我看到作家的影子跳出来。我好奇，这到底是技巧还是风格的问题？

波戈拉：举个电影的例子，《丹麦的女孩》写史上第一个变性手术的故事。我们可以决然相信扮演丹麦女孩的男性角色，他的演技一定非常好，可是如果失去他的演技，这部电影究竟能不能称为成功的电影呢？到底是剧情好，还是演技好，撑起了这部电影？

好的演员，是指他提供一个好的演技，还是他成功诠释那个角色使大家进入那个故事？我觉得两者是不同的层次，这也间接解答了叶珊的问题。

叶珊：在表演上，你要探讨真实性其实是非常吊诡的，因为演戏本身就不是真实的东西。有个导演对我说过一句话，你只要骗得过我，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而我就会相信你。他认为，一切都是技巧，因为在剧场论真实是吊诡的事。

波戈拉：毫无破绽的骗术，就是真实，就像变魔术一样。魔术就是毫无破绽，让你看不出来，你才会觉得它是的神奇。

这也是文学可贵的地方，正因为它提供了你想像的空间，就好像电影《出神入化2》（now you see me 2），男主角原本要找出四骑士的破绽，把主谋逼出来，反而自己被关在里面。当你越想找破绽的时候，你越是发现无懈可击；可是当你不愿意去找的时候，反而有迹可循。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叶珊：身为诗人，我相信绝大创作人都很讨厌，可是却容易被问的问题，就是“你写的是谁？”“它是不是你的故事？”，大家开始揣测你失恋的对像是谁。这些并不是对文学，而是对你自己真实的私生活好奇，你会怎么应对它？

波戈拉：用一句我的〈隐形的共犯〉诗句：“我拒绝回答私人问题”。我所有情感都是真的，可是对像是不是真的，似乎不在于取信于读者。所有的重点就像诗人叶青常常说的，把他的诗句简化到最后其实就剩下“我爱你”三个字而已；如果把我的诗句简化，我相信我只是想找到一个虚构的你对话。虚构的你，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我以后喜欢上的对象，也可能让我流泪的对象，无论如何这个你存不存在，我的遗憾都是真的。

浑然天成的文学作品

文学属于缓慢的创作，因为需要书写，很难做到一个浑然天成的境界。你在眼中，阅读过哪些小说、散文或诗是浑然天成，把所有技巧都藏得非常好，但又能让人觉得它是很厉害的作品？

波戈拉：我还是说我专长————女性诗歌好了。对我来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她可以每件事情都书写，包括通过摸门把来写一个错失一个有缘的人；写〈恐怖分子〉很有戏剧张力，但她只是用客观的形式去写，就像记者一样陈述客观的人，客观的事，不会让你有紧张感；她就是一个不留痕迹的写作者，把一件事情娓娓地说出，不让你觉得有技术，可是一样传达她要表达的事情。

我喜爱的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我没有特别喜欢她的诗，但钟爱她的人。她在诗中说她像猫一样可以死九次，就像女巫，生命源源不绝，可是现实中她却早夭。她的诗和现实有很大的反差，她用尽所有招式，让你认识她，可是最后让你记住她的却是死亡。

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的呢？比方说，你很喜欢一个作家，但现场发现原来他有白头发、幻想破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取信观众，挖掘自己去取悦观众，我觉得那是不必要的。我们展现自己，可是留下空白，让人去想像。我觉得这就是“隐藏与曝露”唯美的平衡，但可能也是残酷的平衡。

写作者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挣扎————我究竟要如何更能抵达别人的心里，带给他足够的感动，让他记住我？我到底要用多动人的歌声，才能让人知道我在唱歌？就像英国传记电影《走音天后》，佛罗伦斯说：“你可以说我不会唱歌，但你不能说，我没有唱过。”

我们努力去接近，努力去表达，可是如果我的能力不好，让你们看出了破绽或缺失，我相信是只是我的能力不好，绝对不是因为我不够真实。

叶珊：在我看来，奥斯卡的得奖名片都属于“工笔画”，欧洲的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柏林影展的出线片更具文人气息。

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影片，是曾获得坎城影展最高荣誉“金棕梠奖”的《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那是一部同志电影，我虽然是异性恋，它把爱情拍得很贴切、自然，成功打动了我。导演拍了很多特写，演员的表现非常好，脸上的细节表现得淋漓精致。

我看欧洲片，不觉得他们在演戏，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生活。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极致的技巧，为了演戏特别去学各种口音的英文，比如她在演《时时刻刻》（the hours）让我留下十分深刻印象。

热恋不书写
书写悲伤不一定得到救赎

在创作上，什么题材你们最不想去碰，也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

叶珊：我从事出版社工作，每次看到作者写爱情就觉得他们很勇敢。我本身很怕去碰恋爱的主题，失恋还好，如果我在热恋中，我会写不出东西，也觉得这样的作品让人感觉自己很窘。我总觉得爱情这件事是隐秘的，写幸福快乐的东西必须拥有非常高的技巧，才能让人不会感觉尴尬、很窘，而且我很少看到书写幸福快乐的好作品。我不敢去碰这个主题，也是因为我缺乏那样的技巧和信心。

波戈拉：我没有不敢碰的题材，只有不擅长的题材。我是一个写不出快乐的诗人，就连我的诗集都叫《痛苦的首都》。

有一次夏宇上杨牧的课，杨牧问他：“你写作总是表达一些有趣的东西，那你能不能写一首悲伤的诗呢？”后来夏宇就写了〈乘喷射机离去〉这首诗。写到最后，依然是一首好玩的诗。夏宇想要抵达悲伤这件事情没有成功，但这篇作品却成功了。

正如叶珊说的感情，因为感情正在发生，所以不用任何一个字为它书写；正是因为感情不在，我才需要书写。如果我们可以拥抱，为什么不好好拥抱，还在书写？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曾经说过，痛苦是我最好的表达，可也是我最好的隐藏。这几年我才写悲伤的事情，以前我都没有谈这些事，关于单身这件事。那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在我的诗〈如果你来旁听语言学〉里，我每天练习说话，仿佛就能透过说话这件事来思念他。可是不管我怎么思念，他已经不在了。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17、18岁的时候去世了。自那时候开始，我一直单身到现在。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书写的曝露与隐藏之间，我没有交代他究竟如何死去。我认为我无需交代，作者隐藏的东西称之为“隐私”。因为当我去解释这首诗的时候，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再凌迟————在心里面再划一刀；你们不觉得我在受伤，但是伤害正在发生。

凌迟之后不会得到救赎？就像苏珊．桑塔格说过一句话，忧郁是我的常态。我想我也是这样的人，即便我依然可以保持优雅的微笑，伤口只是暂时好好地收起来。它没有好，但它无损我继续存活。

叶珊：我想起一位美国剧作家eugene o'neill的自传性名作《长夜漫漫路遥遥》（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他以自己的原生家庭故事写成剧本：父亲是过气的剧场演员，母亲生他的时候患风湿病，因为借助止痛药、吗啡而成瘾，身体搞垮了；哥哥误入歧途，弟弟患上肺结核。剧情描述这个家庭一天内发生的事情，充满了裂痕和痛苦。

我记得他太太回忆他写作时的状况，整个眼眶都是红的，一写就是禁不住痛苦的哭泣。我就很好奇，eugene o'neill写完之后会不会得到救赎？

波戈拉：不是每个人像歌德那么幸运，写完《少年维特的烦恼》就得到治愈。通常被治愈的是读者，不是作者本身，这是很吊诡的事。书写者永远是伤患，而且还是加护病房的伤患，永无愈合的一日。就像安哲罗普洛斯说的，明天，就是比永远多一天。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我们仿佛都在对抗什么，只不过就是对抗一天。我其实蛮避免去谈〈如果你来旁听语言学〉这首诗，但因为它太特别，很多人还是来问我。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灵魂，有个朋友担心我会自杀，劝我不要想不开，可是他自己后来却死了，而且还是死于自杀。

于是我告诉自己，也许他的离开想告诉我写什么，我一定要用我还存活下来的眼睛为他看一看。我可能看见一些美丽的东西，也看见哀伤的东西，可是不管如何，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后来写完了《悲伤的首都》，才有可能今天在这里谈关于书写的“隐藏和曝露”这件事。

波戈拉简介
1985年出生，台湾高雄人，世新大学中文系毕业。曾获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优秀青年诗人奖等奖项，并入选2008、2009台湾诗选，著书有《痛苦的首都》。

叶珊简介
1987年出生在台湾一个文人家庭，被相对过时的浪漫、老派的文学喂养长大。大部份时间都在恍神，但不算叛逆，还算会念书考试。台湾大学戏剧系、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表演与文化研究硕士毕业。现任二鱼文化出版社发行人，同时也活跃于舞台剧、短片当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