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27日讯)长期在国外旅居归国后,许多人都会有适应不良的“文化冲击”,一般都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淡化”。
对过去5年都在“路上”漂泊的旅者戴汶菁而言,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尽快重新走入人群,因而催生了“荒野教室计划”这项无偿性质的社区服务平台。
筹资购露营车
戴汶菁的荒野教室计划,一开始的概念是用一辆改装过的露营车(campervan)川行全国各地,在驻站点进行一些生活技能分享、和学生的互动环节、音乐敲击、邀请外国背包客教英文等活动,帮助年轻人和在地居民发掘属于本身的技能和兴趣。
不过,由于该计划还处于筹措资金的阶段,目前无法拥有露营车,因此每次活动都是向朋友租借客货车或私家车。
戴汶菁不因而放弃,第一场在吉打亚罗士打新民独中的为期4天3夜工作坊,让荒野教室计划成功踏出第一步,包括她在内有4名义工负责工作坊流程,她负责生活技能分享、伙伴余秋坪负责戏剧、一名鼓团成员负责敲击乐,还有一名英国志工教独中生英文。
“我想让学生除了念书,也找到一些兴趣。有学生在工作坊上分享,他喜欢修脚车和摩哆车,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天赋和一技之长,但学校没有提供这个管道,学校只是要学生好好读书。”
根据“荒野教室计划”(Rolling School Malaysia)脸书专页简介,该计划主张以人为本,回归生命个体本质,从生活中探究并发掘健康和快乐元素,积极面对生命,分享有身心灵主题的内容、手作教学、戏剧生活营、语言训练和社区公益等。
她说,固定的义工主要是她和新纪元学院的戏剧系学妹余秋坪,因为秋坪在半岛各地的中小学教戏剧,人脉和人际网络都较强,负责安排哪所学校需要什么样的课程分享;她则负责安排义工、宣传和筹募款项。
众筹维持经费
过去5年去过纽西兰打工旅游、在马六甲民宿打工换宿、爱尔兰手机店打工和游历欧洲的戴汶菁(29岁)告诉《古城》社区报,她在工作坊中分享了参与过的静坐课程,以及在荒野求生的技能,目的是传播资讯,希望能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一颗种子,让自己不再受限于生活的框框,并知道自己可创造无限可能。
除了在新民独中的工作坊,她也曾在母校峇株巴辖华仁中学办过一场分享会。
她坦言,办类似活动面对很大挑战,除了资金来源,还要协调不同背景义工之间的合作,因为所招收的义工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对他们的背景是一无所知,有时候也不懂下一站要往哪里去,只能带着随遇而安的心态。
询及荒野教室计划的经费来源,戴汶菁透露,该计划完全以众筹方式运作,由于她常年在国外,有许多国际友人,因此一开始是通过国际众筹网站“go fund me”。
不过,由于网站筹款需被抽成5%,后来她选择通过讲座分享的形式,向观众灌输“施与受”(give and take)观念,获得蛮不错反应,也有出席者在听了其分享后,把捐款汇入其银行户头。
对于接下来的计划,戴汶菁很干脆利落地说,有资金就走下去,没资金就暂且打住。
“去标签”不恐惧
也是“极简主义”(Minimalist)一员的戴汶菁对生活有很多想法,她形容,每个人在生活的层面和想法上,都会被冠上一层“标签”,可以是身份、地位、职业、价值和他人对自己的认同感,而她正积极推动的,就是“拿掉标签”。
“比如,如果今天我把我的职业标签拿掉,我不上班,我要做什么?我一直在探讨,什么是阻止我们前进,并导致我们后退的力量?那是恐惧。”
“如果我们拿掉标签后不会惊慌,意味着把我丢去哪里我都不会恐惧。也正因为标签,人会衍生出许多恐惧。”
戴汶菁曾有一年半在爱尔兰都柏林,一条被称为“毛街”(Moore St)的手机店打工。她把那段日子形容为“很恐怖”。由于毛街治安不好,常有人会来店里偷手机、抢钱包,使得老板灌输她必须要去辨识顾客,她只好一直替人“贴标签”。
“那是我很辛苦的时段,为了这份工作,我变得不信任人群,因为我自己曾被人骗过手机。一年半已是我的极限,我越觉得自己因这份工作而很不开心,也和自己在旅途中秉持着‘相信每个人’的理念背道而驰,甚至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要来骗自己,最后我选择了离开。”
不过,戴汶菁在辞职后,并没有马上重新信任人群。她花了半年时间,在爱尔兰、德国和英国的郊区打工换宿,那是一段完全让心灵沉淀和放松的生活,虽然处于国外优美的风景环绕,但她在那段期间都是宅在家,调整心情。
分享“治疗自己”
尽管在完全的沉淀里,如不断地与自己“对话”,通过写日记、部落格创作、制作简报图文的形式,但戴汶菁发现到自己还是无法重新信任人,无法从和自己的对话和净化中取得突破,发现到自己只是一直在钻牛角尖。
“我发现到在想和在做的东西,因为无法得到认证,只能一直困在自己的思维里。”
交了一名德国男友的她,并没有在德国办过份享会,因为语言的隔阂,让她很想尽快回国,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重新回到人群,建立起对人群的连接。
戴汶菁在那段思考和沉淀的过程中发现,“写”并不能体现出她要的感觉,缺乏了一种畅快淋漓的舒畅感,而当她发现别人很好奇听她分享所做的事时,她反而从“讲”的过程中觉得精神振奋,从而“治疗自己”。
她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害怕工作责任的人,也离开了常态性质的工作岗位一段时间,既然如此,何不用分享会和义工的形式来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