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拿“第一”了。但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之事。

第二财长佐哈里指出，我国拥有约160万名公务员，若以公务员与国家人口的比例来算，是“世界之冠”。这支世界上比例最庞大的公务员大军，从2003年公务员薪酬220亿令吉，到了2016年已增加到740亿令吉。2003年公务员退休金是59亿令吉，到2016年已暴增到190亿令吉。这样庞大的支出，无疑是导致政府开支逐年上涨，收入大幅锐减。

大马公务员人数众多，造成国家庞大负担，已是“大马常识”，不是什么“新”闻。但这数据引起我兴趣的，不在大马公仆“得第一”，而是看到排在大马之后的那些国家：日本1对28.5，韩国1对50，新加坡1对71.4，俄罗斯1对84.7，印尼1对110，中国1对108.3，英国1对118人。

原来，中国公仆比例只和英国差不多。而日本和韩国都比新加坡、俄罗斯高。按此逻辑，“公仆比例高”不是政党轮替的必然障碍，也不是执政党稳住政权的堡垒。大马在朝在野的政治工作者，应该多从这“公仆比例”的表面数据中破解迷思，找出“国阵不倒”或可能的“政党轮替”的真正关键。

公务员人数多，是一个问题。但关键还要看这些公务员是不是冗官冗员，有无效率，更重要是这些公务官员有没有滥权和贪腐。谁在滥权？

谁贪腐？

谈说冗官冗员，让我想到一千年前，中国的宋朝。在所谓“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国策下，宋朝也是一个冗官冗员问题严重的朝代。宋朝皇帝的“重文”不是因为他崇文教化，其根本目的是为巩固政权而行独裁。因而宋朝皇帝用的基本方针是“分割政治”，不仅在武备上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就算是文官行政体制，也是采行分割政治。这些官员，即便是冗官冗员，没什么实权，效率又不彰。诚如宫崎市定《中国史》所指出的，宋代政治机构是在防范军人易政、文官易渎职的基本认知，而精心设计了一套“没有长官的政治”。虽说宋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机关是中书与枢密院，中书乃宰相之府，设同平章事与参知政事，一般皆为多名，整个宰相府却是没有长官的办公机构。国家最高政策的决定由皇帝主持，最后决定仍由天子决定。讲完，就是独裁。其下分那么多的官职位，无非是“分割”臣下的权限。即使造成资源浪费的冗官冗员，也无所谓。

那，宋朝的官员贪腐吗？有人讲“高薪养廉”。宋朝的高阶官员确实是高薪酬的，但其中下基层公仆官吏，薪酬不高，士气低落，贪腐严重。

如同张宏杰〈为什么宋代高薪却不能养廉─贪腐溯源之二〉所指出的，总结宋朝的经验教训，局部的高薪养廉注定不能长久，没有与权力约束结合起来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所以主要还是权力约束力的问题。关键不在高薪能不能养廉。当官员的权力约束力越来越弱化的时候，贪腐成风，公道无存，那是官僚体系整个的堕落，国家根基动摇了。更糟糕的是，北宋末年，特别是那个虽言是“无可挑剔的文化人”宋徽宗，他实际上是“独裁”的完成者。原本宋朝还有中书门下审核皇帝之下诏的制度。但到了宋徽宗，他竟“御笔手诏”行事，不与中书省商议，也不交中书舍人起草，不经门下审覆。张宏杰指说：宋徽宗本人滥用皇权，贪图享受，恣意妄为，干出不少劳民伤财之事。在其治下，对官权的约束也受到破坏。他重用宦官童贯，领枢密院事，号称“媪相”。又让那善于察颜观色而谄媚的蔡京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个权相。北宋末年的腐败，根源实在于权力的恣意滥用。不称职的皇帝加上不称职的权臣，这个国家的根基不倒才怪。

然而，有宋一朝，北宋170年，南宋150年，两宋合计320年。比唐朝、元朝、明朝、清朝都还命长。凭什么？别忘了，宋朝的文化，宋朝文人的言论自由，还有更重要的是宋朝隆盛的货币经济。事实上，很多时候，宋朝是用金钱和资源来换取和平的。

问题是，今时今日，我们还有多少资源可以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