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行动党4党员退党，其中包括曾经担任甲州行动党主席的老臣子沈同钦和吴良山，对即将来临全国大选中的选票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目前难以预测，仍需观望行动党领导层如何灭火及事件在支持者之间发酵的程度才能知晓。

不过沈同钦等人宣布退党的原因和较後与行动党中央的人马陷入行动党是否已变质之争，却见秘书长林冠英极力回避这个话题，反之林冠英却把此事件导向错信四党员的忠诚论，企图让行动党的形象转为被党员背弃的受害者。林冠英不回应沈同钦的“行动党已乖离原本斗争目标和崇高政治理念”之说是个聪明的战略，因为就行动党的本质论而言，双方面对的是达到目标行使“手段”的认知分歧，纠缠在这个课题上对林冠英和行动党未必会加分。

沈同钦和行动党中央的争论，陷入的是学者数百年以至千年以来对“效益主义”或“功能主义”（utilitarianism）提倡追求最大幸福的争议。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曾说过“在所有的道德判定中，人类的总体效益都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任何错误的观点在表象的伪饰下流行，只要更深入的经验和更可靠的理性赋予我们关於人类行动更正确的理念，我们就应摒弃最初的观点，重新划定善与恶的道德界限。”

从“效益主义”的角度论之，行动党中央为了使全大马人民免於受到国阵的“毒害”，与过去的敌人如马哈迪丶慕尤丁，与主张的伊斯兰国理念但行动党无法认同的伊斯兰党合作，是为达到全马人民总体效益不得不行之的善；但对於沈同钦等人而言，善恶是非的标准不应为了服膺目标作出调整，否则达标到时所积累的“恶”，已经让目标的伟大性和众人的幸福感笼罩上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双方的争议是个大是大非的课题，两者因立足点的角度而衍发出来的思维主张是两条永远不可能交错的平行线。时至今日，这个世界尚未诞生出一个聪明的脑袋能够提出一个两派人马都能接受的折衷点。这就是为甚麽我会说林冠英不与沈同钦对行动党的本质论做正面对决，是个聪明的选择。

平心而论，我则比较认同沈老们所主张的观点，因为如果一个人或党可以为了达到更远大的目标，暂且放下自己的信仰随时对善恶是非的标准做出调整，试问这个人或党在不断调整自己价值观的过程中，就算达到目的之後是否还是站在起点时候的那个自己？是否还记得自己迈开大步时最原始的初衷？

更何况如果善恶的标准可以为了达到目标而讨价还价，这世界还有善或恶吗？当这个世界失去了善与恶的铁杆标准，这个世界还有幸福可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