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认知的明文法律，其实可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等级：一、最高的法律：宪法（Constitution）；二、由国会通过的法令（Act）；三、由联邦部长颁布的条规（Regulation）；四、由州议会通过的州法令（Enactment）；五、各地方议会通过的条例（By-Law）或指南（Guidelines）等。

而以上的各等级法律制定，其实也反映了一种环环相扣的权力下放或分配，例如由宪法赋权国会制定联邦法令，然后再有各个相关法令的特定条文，赋权处理相关事务的内阁部长，以进一步颁布条规。

最终确保个别法律拥有最大的涵盖面和渗透率，有效保障各方人民的各生活领域。

而且，我们也可从中发现一个非常奥妙的民主权力制衡安排，即越高等级的法律制定如联邦法令，其决策往往涉及更多具有民意代表性的民选议员，让他们有机会针对一项还未被通过的法案，进行最深入和广泛的辩论和研究，尤其确保未违反人民的共同利益。

反之，一些仅涉及某某部门的条规，往往只是由少数相关高级公务员草拟，然后最终由部长一人拍板定案。

问题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若上司把特定权力下放予下属，必定确保后者的权力不能大过前者。因此，倘若下属凡事依据上司给予本身的权力范畴行事，一切举措皆被视为“合法”。反之，若超越本身权力范畴，以下犯上，则被视为“不合法”。

而最近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见识到了两个由不同前任部长所颁布条规的厉害之处。

之所以“不知不觉”，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以上法律的等级分类，不解为何有关条规在完全没有辩论的情况下，即在国会获得通过。

所谓“厉害之处”，则因为很显然的该条规制定，不但有抵触其他更高级联邦法令之嫌，更可能已侵犯了宪法下所赋予人民的基本权益。

第一项争议性条规，正是在猪毛刷取缔风波中，被贸消部视为主要执法基础的2013年商品事务（由猪或狗的任何部份制作的商品）通令。

虽然该条规早年是由该部前任部长哈山马力，通过援引2011年商品事务法令第29（1）（c）条文所制定。但值得争议的是，该法令条文原意其实只是针对一般商品认证、标签和资讯介绍层面，以保障广大消费者权益。

因此，倘若草率地通过上述商品事务法令，就直接颁布类似具有高度宗教敏感性的通令，引起的民间巨大反弹可想而知。

而且，法律的制定讲求最基本的可行性。由于此通令涉及猪只的任何部份，而不少商品或多或少皆含有其成份。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当局的这种吹毛求疵动作最终只会自食其果，在国民心中筑起一道无形的柏林围墙，把所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从食品到商品进一步隔开，也让自己逐步远离全球化自由经济市场的发展脉搏。

另一项引起各方热议的则是1989年房屋发展（控制与执照）条规。根据该条规第11条文，一般上发展商所出售的所有先售后建住宅产业，一律必需采用标准的买卖合约，包括固定的移交锁匙期限，如有地房产2年和分层地契产业3年，以维护购屋者的权益。

当然另一主要考量在于，由于当局允许国内房产业出现违反一般自由市场买卖常理运作，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先售后建概念。因此，为了确保购屋者不至于血本无归和无家可归，类似的合约保障可说是非常基本和合理的。

但引起争议的，该条规也允许房屋部在特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上述标准买卖合约的任何条款，即便买卖双方已签署有关合约。而且，其部长的决定不能被带到法庭挑战。

而最近购屋者协会就揭发，有逾百名来自雪隆和柔佛的购屋者，由于相关发展商获得前任房屋部长阿都拉曼达兰的批准，以延长相关的买卖合约完成期，结果导致他们无法获得任何利息赔偿。

虽然此条规是在1966年房屋发展（控制与执照）法令第24条文下颁布。但明显的，它已抵触最基本的合约法令和合约精神，即在双方已达致某项协议后，另一方稍后却自行调整球门，单方面修改协议，而且还以政府作为毁约后盾。

更令人不忿的是，此举也导致当局所制定的许多维护购屋者法令和举措，包括分层地契管理法令、土地法典、制定标准买卖合约、设立房屋仲裁庭等变得功亏一篑，犹如进一步退两步，把国内购屋者推到更不平等和不利地位，任由财雄势大的发展商所鱼肉和践踏。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自1999年黄家定担任房屋部长期间，该争议性部长特权已不曾被援引。因此阿都拉曼达兰一句含糊不清的不想看到相关发展商清盘，根本不能够作为援引有关非常时期特权的基础。除了让利益平白受损的购屋者入禀法庭寻求公义以外，反贪会也不该袖手旁观。至少应要求相关前任部长出示文件证据支持本身论点，并进一步调查他跟有关发展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