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之前的伊朗，即历史上称为“波斯”的国度，是这样的光景：男孩子与女孩子在街边玩家家酒，情侣手牵手往公园走去，商店里甚么都卖，年轻人高兴了就喝酒唱歌，街道上非常热闹，毕竟是文化古国，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当年繁华迤逦被保存下来，直到塔勒班极端组织掌权后，那里的男人特别严格的管起了女人，用一套黑袍从头到脚的罩起来。

塔勒班政权管的不仅仅是女人的穿着，那些荷鎗实弹的军警到处巡逻，眼睛盯着街上的男女老少，不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盗匪偷抢，而是要揪出谁比较不虔诚。玛嘉沙塔碧回忆说，那时街上都是黑衣人走来走去，很多商店都关门了，她9岁以前熟悉的成长环境不见了，那些美丽的老房子被炸剩残垣断壁，她记得每日不断响起的防空警报，足以穿透任何一面厚墙，还有大人每天都担惊受怕的脸孔。

谁是玛嘉沙塔碧？她是在伊朗长大的女孩，9岁那年历经政权急速嬗递，见证塔勒班掌权，伊朗人民所支持的革命竟然换来极端主义抬头，人民对自由盼望破灭年代的女孩。她记得很多女人突然间都变成黑衣人，无数的异见分子被投入监狱，生死无人理会，她在越来越封闭的环境下叛逆的成长，不依从指示要她穿起黑袍，还千方百计瞒过塔勒班爪牙，收听摇滚乐队重金属音乐，上街穿起进口的耐吉球鞋，外套上印着“庞克不死”及扣上麦克杰逊的徽章，结果被同样是女性的道德警察当街拦下，差点就要把她带走进行思想教育。

伊朗女人确实能在1979年前自由打扮的，玛嘉沙塔碧是少数敢敢质疑，勇于发问的女孩，她记得在学校里，男女必须使用不同的楼梯，座位也得分开，女人都被极端的男人用一袭黑袍从头罩到脚，但校长还是三不五时训戒她们不可以在黑袍里面穿紧身衣，把身材线条给显现出来、不能把头发梳理得花枝招展、不准化妆、不准喷香水、不可以佩戴闪亮晶烁的首饰，因为这些都将勾引起男人的原始欲望，必须从女性身上摘掉禁制，以免男人色欲高涨。

在塔勒班高压统治下的人民，有着深深的无奈，面对着每天不断更新增加的禁制，玛嘉沙塔碧勇敢的质问校长：为甚么男同学可以自由穿着，连内裤头都露出来了，却要我们女生从头包到脚，还要管我们里面有没有化妆喷香水！宗教到底是培养人格与道德，还是管我今天穿甚么衣服？

她的“大哉问”，让校长很没有面子，从此不让她在学校过好日子。14岁那年，父母将她送到奥地利求学，那几年的外国生活让她思维充满激荡。后来，玛嘉沙塔碧回到伊朗继续大学课程，惟体会过欧洲自由风气后，她无法再度在封闭的伊朗生活。她在《我在伊朗长大》书里写：我们在美术课上永远看不到完整的世界名画─只要画上有裸露部份，就会被贴上胶纸，教授还是会很理直气壮的告诉你“这是多么完美的大师级作品”。

“在人体素描课上，我永远无法完成人体素描，为甚么？因为担任模特儿的都穿上黑黑的罩袍，从头罩到脚，五官皮肤肌理甚么的都看不清楚，怎么画？”于是她把模特儿的袍子扯掉，结果收到纪律老师警告信。

有一次，她为了追赶一辆巴士而在街上奔跑起来，这时后面有部警察车加速驶来，她以为好心警察要帮她叫停巴士，突然间她听到警察用扩音器喊：小姐你不要跑，你的屁股一直摇来摇去！”

她气得发抖，尖叫着吼回去：那你就不要盯着我的屁股看！

塔勒班政权下的伊朗还有甚么荒谬事？玛嘉沙塔碧说，她和男友见面，化个妆涂个口红，结果一街的男人都死盯着她色眯眯的笑；她和非亲属关系的男人去喝个茶，一回家就有警察上门来盘问，然后警告你不准再跟那个男人上街，理由是“妨碍风化”。

在伊朗，女性可以离婚，但只要离婚消息传开来，那女人的家门外就有一堆不认识的男人来示爱求欢，因为他们认定离婚女性就该对男人“有求必应”，即不是处女又没有丈夫，嘿嘿，你没有理由拒绝男人，所以连乞丐都敢敢来敲门。

如此荒诞的人生历练，都纪录在玛嘉莎塔碧的日记，在出版《我在伊朗长大》后，她的书被改编成动画片《茉莉人生》，不仅用来纪念她身上总是莹绕着茉莉花香的奶奶，也让世人通过影片，具体的了解塔勒班政权下的伊朗，有多么的光怪陆离。影片在2008年首映后引起轰动，各大影展都颁发殊荣给她，唯伊朗政府以“抹黑政府”为由列为禁片，典型的霸权政府，玛嘉沙塔碧只有淡淡的茉莉花香，却让他们严阵以待。

《我在伊朗长大》所涵括与探讨的课题非常广泛，从极端主义、战争、贫穷与饥饿、女权、弱势群体等，我从她成长岁月中所经历的伊斯兰化，错，更精确来说应该是极端主义者自我诠释，乖离真正教义的霸权，仿佛看到马来西亚的未来。他们管你今天怎样穿，图文并茂教导你怎样穿才不会让男人有非分之想；他们管你吃的用的有没有清真，那些伊党执政的州属要你在戏院里男女分开坐、超市柜台须男女分开付钱、男女不可共骑摩哆车、费尽心思要你比任何人更虔诚，却滋扰了普罗百姓的日常生活，好比那伊朗的警察追在你后面，用扩音器叫你“小姐你不要跑，你的屁股一直摇来摇去！”

你知道，我要说甚么的。伊朗是很好的借镜，《我在伊朗长大》是不错的禁书，《在德黑兰读罗莉塔》也是我近日的枕边书，看完后再跟你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