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统作为主导的国阵执掌长达60年的政府有两大目标清楚的展示在国家政策里，一是发展经济，一是建构国族。两大目标中，前者已达到了。

二战后，为了开发国家经济以迈入世界体系，我国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目标，推行了应不同阶段需求的经济政策。今天的马来西亚从一个原料输出国升级成为制造业国。然而，国族意识形态之建立不如经济转型简单。

政府早年设立了各族学生一起上课的宏愿学校，结果遭到少数族群反对。

教育体系至今仍维持马来语文为核心，各族母语源流自行发展的多元化语境，衍生了另一种境地是不同的语言与文化相隔成为藩篱，各族群宛如生活在陌生的熟人社会。

如今国族建构的目标还未达成，我国已陷入中等收入国的陷阱了。

2020年转型成功的话，我们或能克服中等收入的问题，但目前社会秩序乱象丛生，变相的发展为种族、宗教、政治等课题，政府须重新整合社会需求和公共部门，可是当局的治理能力已经力不能及，改革治理已经刻不容缓了。

改革政府首先要面对的是关于官僚腐败的问题。威权主义的官僚制度强制经济改革成功了，但也构成官商勾结的裙带关系，尤其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经济蛋糕已经不够分了，上层的勾结当然会引起众怒。第二个要面对的是经济不景气的问题。

无论政府怎么缩减行政支出，效果还是不彰，而且一味缩减也会影响转型计划停滞，连砍几年的教育预算案已经让国家栋梁的前景变得暗淡。

当前国家改革的人才不一定要从外引进，可以就地取才。自我国实现工业化经济，崛起了经济能力和专业知识的中层收入群体，他们开始对社会议题感兴趣，并参加非政府组织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

我国非政府组织种类繁多，是国家不可多得的社会资源，不但可提供人力资源，也可以分享知识、数据及人才培训，不少组织已经发展成跨国界，在环境、治安、孩童教育、照顾老人以及弱势群体等领域，他们都可以提供外国案例。

政府跟非政府组织合作在我国并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欠缺规范化的合作关系。非政府组织可以接替政府一些推广性的工作，比如在旅游业方面，旅游部可与环境保护协会、社区古迹保护协会等地方团体合作开发地方的人文旅游价值。在社会福利方面，国家福利资源本就稀缺，宗教团体却一向来承担了扶贫义务，政府可以拨款鼓励宗教团体参加国家系统性的扶贫计划。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当然也存在一些障碍物。非政府组织的体制新旧影响着跟政府的合作关系，以华社的非政府组织为例，旧体制存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新体制较倾向于实务。所以在教育课题上，当政府与新体制者接受“关丹独中”的建校模式时，旧体制者反对这种“变质”。

但大多数时候，新旧体制都会共同为国家决策发展跨族群合作。

政权的改革有赖监督政府运作的非政府组织，至于改善经济压力造成的治理困境，更必须跟非政府组织合作，一来减少政府的开支，再来可以和政府资源相整合。不仅如此，非政府组织的成员通过关心社会事务和参与治理，也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国族认同，在某程度上，不也实现了政府想要的国族建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