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字，遇到不会念的字再看注音。看完就要记起来。”老师说。

识字以来，第一次接触的报纸是有注音符号的《国语日报》。一开始学的字当然是自己的名字，最讨厌课堂上练习写名字，郑、馥跟萱，加总起来一定是全班最多笔划的，每次都要当最后写完的那个人。尤其是那个“馥”，每个部位的感情似乎不和睦，常常分家。

《国语日报》陪伴我度过小学岁月，我会知道长大的“长”，跟长生不老的“长”，两个读音不一样，也是《国语日报》教我的。

等中学进阶到看《联合报》，有许多为我们这些考生补充课外知识的专栏，会有一则焦点新闻，延伸出“知识补给站”，再附一道选择题，答案就倒着写在下方。尽管繁重的课业让我来不及将每份报纸的内容好好吸收，每天的副刊我是必留的。虽然版面不多，但副刊才是真正的“元气补给站”，滋养了我贫乏的中学生活。

欧阳修说过：“马上、枕上、厕上”，进厕所前，我也夹带积了好几天的副刊。瞧也不瞧墙壁上、镜子上贴着写满英文生字的便利贴，我在马桶上曲着身体，任头发垂至地上，一行一行地读，摊了满地的副刊。“占着茅坑不拉屎！”哥哥抗议。

家里有一段时间停订《联合报》。回家的路上，爸爸将车停在便利商店前，叫后座的我下去买报纸，报纸一份才10台币，但爸爸通常会给我50台币元或20台币硬币，剩下的钱是我可以自由运用的，我有时买苏打冰、加倍佳棒棒糖，或是存进“小猪”里。

爸妈去中国工作后，家里当然是很久没有报纸了。只要是爸妈放假回来的前一个星期，我跟姐姐轮流每天买报纸；大约前一个月，我会记得买每周三才有的《壹周刊》。“不要笑。”爸说，一边把报章杂志们放进带去中国的行李箱。我第一次去南京的家，发现客厅积了好几叠报纸跟杂志，“爸妈，您们看完这些还留着啊？”尽管爸妈笑而不答，我猜这些报章杂志联系着对一个地方以及那里的人的思念，而那里就是台湾。

距离上次买报纸是什么时候呢？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还是天天有报纸可以看。这是在《星洲日报》副刊部门实习的福利，只要走进办公室，右手边就会有当日的报纸。

从一个读者的角色转变为文章的创造者，看报纸时的心情也不一样了。开始留意文章的架构，如何以一段吸睛的引言带出全文；如何巧妙地将受访者的话穿插进文中；如何分配段落，让文章首尾俱足、阅读起来更流畅。

这段“有报纸看的日子”将持续到7月底。

我想，以后当我再次翻开报纸时，一定会想起：只会敲“注音符号输入法”的我，力求在自己的笔电上打好打满，再复制到报社的系统里，一个字也改不得（因为我不会敲报社电脑的键盘）；一开始记不住所有同事的名字（几乎每位同事的名字都有一个字会跟另一位同事的名字读音重叠），拿着写有全体副刊成员名字的专题，将每一个笑盈盈的脸孔与名字在脑中连连看；在学记团的讲座中，老板毓林说的“承载社会教育功能、散发向善正面能量”的副刊使命，激发了我来到这里的好奇心，这不仅是开会讨论专题时的核心思想，更是采访、撰稿时念兹在兹的目标。

两个多月以来，自己租屋处的房间桌上也堆了不少副刊。在想“编采手记”要写什么时，随意翻着桌上的报纸堆找灵感。一页页地翻着，突然觉得，那时不应该嘲笑爸妈把《联合报》“搬”去中国。此时的我，竟也默默在心底估量着，我回台湾的行李限重，容许我带多少份副刊回去？

印刷出来的副刊也许带不了几份，但这段日子的学习、经历，以及老板、同事们的认真、善良与正派，我早就收藏进内页、仔细地“打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