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的确对我想像中的古老中国充满很深的情意结，一方面固然来自父亲在每月份的某深夜，熬在孤灯下写家书报平安，并在第二天到邮政局汇钱回去的想像，知道在那遥远的大陆，有一座叫“海南岛”的岛屿，是父亲此生最魂牵梦回的故乡，和那里有一群尚建在的老祖母及至亲兄弟家人；另一方面来自从小四至小六那两、三年，基于父亲本身对此类通俗演义小说，也有兴趣追看的情况下，默许我从他的衣袋内掏出若干所需的费用，用来采购所有入口上架的、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章回演义小说的连环图。因为有了这条“互惠互利”的秘密管道，而让这狂热的情意结一直延烧到我上了中学后仍然在持续着。

而在亿桃家楼上的木箱内所存放的书籍，除了一小撮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所写的作品，及一些唐诗宋词的书藉之外，其余大部份都是中译版的西洋如苏俄，或英美籍作家的另类大书。对当时年轻又肤浅浮夸的我来说，确是让我有些泄气，但还不至于排斥。

不知不觉地来到学校假期，陈亨福在他父亲的极力催促下，不得不回去老家与家人聚享天伦之乐，因为在白天没有了陈亨福陪玩的日子，时间变得特别沉闷又漫长。而校园内的图书馆内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学校假期到来关门歇息。

在某个沉闷的夜里，我心血来潮骑着脚踏车，摸黑到亿桃家借书。那时时间虽巳超过晚间九点，而他们一家人仿佛刚用过晚餐似的。坐在厅内促膝谈心的当儿，我无意发现叶家中排行第七的小妹，却在此刻轮至她披甲上阵，值班时刻。据知这是他们父亲严厉定下的家规：凡家中成员，不论男女长幼，一律分工合作，谁都不得例外。

那时看年纪小小，刚在念小学五年级的她，一个人习以为常地背着客厅内正七口八舌、闲聊得起劲的家人，无怨无悔，一言不发地独坐在一道把前厅和后厨房隔成界线的板墙旁。板墙上有一座电流开关的插座，在她面前有一台电动速度缓慢，不停轧轧旋转辗压黄豆的石磨器，而她座椅旁罝放七、八桶用净水涤洗后渗水的黄豆。

就这样，每天晚上，她倚靠在板墙侧，熟能生巧地慢慢一小杯，一小杯地将盛在桶内泡水的黄豆，倾倒入石磨的小洞中，让豆浆从上下两片厚重互相挤压磨合的石磨器出口渗流出，汇淌入另一个专门收集浆汁的桶内。几乎每晚都这样熬夜，三、四小时地枯坐在那里，一刻也离不开。

为了打发漫长难挨的时间，尤其是当所有家庭的成员，登上楼歇息就寝后，除了壁钟长短针，和那些鼠辈鬼祟活动的声响，整间屋子陷入一片孤单的寂静。这时，她唯有借阅读来打发那段无聊漫长的时间，和一股不断泛涌过来的困意。

直到所有的黄豆悉数倒入石磨后，她才被允许上楼寝息。而接下来制作未了的那部份，自然由父亲半夜起床接班，将一桶桶磨好的豆浆，调制成各式各类的成品。待笫二天大清早，由叶家的父亲亲力和排行第四的四姐二人负责推送至市中心的巴刹摊内摆放。之后四姐留下独守摊口，父亲则独自一人回家清冼上半夜用过的皿器，准备当天所需的制作材料，

后来，在一回生、二回熟之后，才从她口中知道，她大哥离家前，木箱内的书藉原本是从下到上整齐层叠排列的。后来之所以紊乱狼藉一片，全是因为她为了排遣漫长的孤独，不得不借一张木凳的高度，从箱外爬进木箱内翻书找书，尤其是某册想读的刚好潜卧在最底层，要将之翻抽上来，还非得耗费一番折腾不可。结果，才把箱内的书藉弄得如此难看不堪。不过，数十年后的今天，大部份的唐诗宋词，她尚能一字不误地背诵强记下来，这份功课，还是得归功于木箱内所藏的书藉，并感谢少年时期艰辛的生活环境所熬逼过来的成果。

日子就这样流逝，很快地，我们三人之间的友谊面临一次重大的考验与抉择，另一场全国教育初级文凭考试摆在眼前。无论你是来自国民型或独立型中学的学生，一视同仁。唯有通过考试这道木人巷，过关者才被允许继续往前深造。

三人之中，唯有亿桃考取好成绩，并获得当地另一间中正国民型中学吸纳；而我与陈亨福这对平日早退、又不缴作业簿的难兄难弟，在成绩未揭晓之前都已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窘境。就在一九六六年年尾学校长假期开始不久，我在完全没有向家长知会或禀报的情况下，径自擅作决定，不动声息悄悄在市区内一家金铺内当门市学徒。而亨福却被家人安排，一个人远赴首都吉隆坡某一间独立中学继续就读。唯没想到，这次和亨福分道扬镳后，除了次年第一个学校假期和我见一次面后，从此彼此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

更意想不到一九六七年竟是我人生最大的分水岭。想必是长年眷顾我的幸运之神，不忍心见我继续沦落，在街头巷尾徘徊，毅然在这一年，悄悄替我改道。我在金铺内工作待了将近三个月，再一次接到父母亲的谕旨，要我重回校园留级一年，准备为重考而卷土重来。

在某天上学中途，我独个儿在市区一间“上海书局”内一张摆各类画报书刊的摊位上翻书，在一份新出版的《学生周报》内，无意瞥见某人的行踪，在该期“诗之页”栏内有刊登他的作品与名字。

那时突然让我想起在数年前，我十五岁时曾寄给《少年乐园》刊物一篇散文，参加当时该刊物主办的征文比赛项目，不久那份刊物比赛成续揭晓名单中，荣获优异奖的赫然有我和他的名字。我之所以对这名字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的名字很有英气，不禁让人联想到，有一股江湖武侠的味道。

而当这名字再度映入我眼帘时，对一个莽撞、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来说岂能执输，觉得既然他能写，我当然也行。就这样对一个陌生的名字，瞎闹着学人写起诗来。更万万想不到是我的第一首诗，竟然误打误撞地闯入编辑室大门。

而更有趣的是，从笫一次投稿开始，一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我寄出的稿件，无论是投给《学生周报》，《蕉风月刊》及其他刊物的稿件，或收取报馆寄来的稿费或与编辑书信往来的信，都是借用这门牌：一四○二号，旧邮政局街那里作为我的通讯地址。

虽然亿桃已离开独立中学的校园，转去念早上班的中正国民型华校中学，但这不影响我和他的情谊。每天在我放学下课，照样和一班球友逗留在校园内篮球场打球，至到暮色来临前散埸后，我依旧会沿着旧邮政局街走去，在豆腐店门口，或停车与亿桃畅聊几句才舍得回家。如果遇到哪天，有稿费到或收到编辑的邀稿信时，通常都会由这位叶家小妹亲手交至我手上，或由她负责代收保管。

那些年，生活上的种种不安定，让我选择了旧邮政局街成为我的通讯处，当时发生于我家的实际情况是：父亲惨澹经营的饼干厂业务一直无法走上正轨。做母亲的很泄气，时常藉故与父亲争执，几乎三天一小吵五日一大闹，弄得整个家庭鸡犬不宁，永无宁日。最终导致父母关系闹得很僵。每当整个家庭气氛充满烟硝，实在无法入眠时，我就到那里留宿避难。

不久，母亲因长期气愤难消，不想终日对着表现平庸又窝囊的父亲，提议由她带领一群孩子搬离那间眼不见为净的饼干厂。而父亲没异议，可能觉得若能彻底摆脱终日无理取闹，又气焰熏天的母亲，至少耳根清静，又何乐而不为。

结果，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随着母亲在市区内过着吉普赛人般的起居生活。试想想，在那恶劣环境的年代，身无一技之长的人士要养活自己何尝容易，更何况是一位可怜又倔强的年轻母亲…………？

就这样，在我从高一到高三学期结束短短那三年内，我们频频搬了十多次家。尽管生活如此不如意，居无定所，但我们兄弟姐妹都能甘之如饴，苦中作乐，从不抱怨父母的不是。虽然我是离开了父亲的饼干厂，不过，每天大清早，还是独个儿踏着脚车，到父亲的厂内帮忙处理一些琐碎的工作，到了中午才回到母亲那里用餐上学。

一直到一九七○年年末，父亲知道我铁了心，无意继承他的事业，在我决定远离家门远赴新加坡寻找一份新工作的前两个月，才为了耳根清静，不想继续面对和忍受母亲得理不饶人的嘴脸，毅然结束了饼干厂的业务。他决定只身离开吉兰丹，接受登嘉楼一家饼干厂的聘请，在那饼干厂内当制作师傅。

一九七一年初我到新加坡寻觅工作后，从那刻开始，我就与这位叶家小妹鱼雁往返。接着七五年中旬，我离开了新加坡，回到马来半岛南端城市工作之后，才将通讯处转换来新山。而这时叶家豆腐店的一家之主突然倒下身子不久，无人愿意留下继承旧业，叶家成员也陆续搬离旧邮政局街，各自寻找自己的理想和栖身之所。而这位性格刚烈，倔强的叶家小妹自小与她二哥感情融洽，所以选择追随当时新婚不久，刚组织新家庭的亿桃，同住在一片屋檐下。

一直到一九八○年后，我终于在她首肯下把她接过来新山一起生活。此后每年一度的旧邮政局街的旧居，成为我们一起驱车回乡时，一定会在那里停驻片刻的地点，沉缅在记忆中的时光。而二○一五年回去，这两间双层旧建筑物虽犹在，却已摇摇欲坠，危如累卵，唯希望它能持续顶撑下去，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