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独有的宏大叙事结构中落下帷幕的时候，在中国媒体连篇累牍失真的赞美声中，世人不仅看到了“万国来朝”一呼百应的盛世全景，更似乎瞥见了遥远的“一带一路”美好愿景。

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国际贸易领导地位而产生的真空之际，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确实进行了适时的填补，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一直对中国“一带一路”质疑的西方舆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金融时报》在一篇社评中指出，“中国并未把一带一路做为一个项目发展，而是为了在难以摆脱经济增长乏力、贸易停滞的当今世界，将其作为刺激贸易的手段。由此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有可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

然而，在中国特殊的舆论环境中，看似眼花缭乱的媒体报道显示出舆论向权力的献媚与臣服，也极大的掩盖了事件的真相，雄心勃勃的鸿篇巨制之后掩盖不住隐隐透出的隐忧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则竭力撇清。撇开意识形态的输出，“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确实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其目的明确，实施步骤清晰，执行高效有力。因此，“马歇尔计划”的可操作性与合理规划大大降低了其执行风险，也造就了二战后欧洲的黄金时代。

反观中国的“一带一路”，其目的是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目标宏大而模糊，阶段性成果不彰，总体完成时间不明，不确定因素繁多。尽管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起者，但却尽匪夷所思的淡化自己的主导地位，过份强调利益共同体，低调含蓄的领导力暗含项目具体操作中的不定性和高风险。

尽管中国有强大的智库和学者为这一倡议背书和解读，但沿线国家政治、文化和宗教环境各异，项目的成功与否往往还受制于所在国的社会人文环境。

美国之音在一篇文章中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希尔曼教授的话说，“一带一路”面临不少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政治风险，也包括地缘安全、商业风险、和文化宗教冲突等社会风险。”事实确实如此。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罔顾南海仲裁结果，高调炮轰美国和西方各国，这一反常举动却赢得了中国媒体和民众一致欢呼。然而金钱政治下的投怀送抱终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领导方式主导国家外交风格也无法理性回归到国际政治学的长期均衡。

“一带一路”标语下大把撒出去的金钱无法给其国际政治提供有效避险，“一带一路”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还需符合“短期投资”与“长期受益”的基本商业逻辑。

即使是在政治相对成熟的马来西亚，中资中的老字号————中铁工最近也遭遇了“煮熟的鸭子飞走了”的尴尬。

本月初，马来西亚政府突然宣布撤换斥资近百亿美元的“大马城”项目的原始合作伙伴————中国中铁及依海控股。尽管事情原委仍旧扑朔迷离，但可以确定的是：所在国的政治人文风险不容忽视，同时，“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给出的免死金牌，看似有政府护航的中资，在大举出海的过程中，更应认真对待商业操作与规范，秉承契约精神，给力商业伙伴和对手以应有的尊重，才能长久立足海外。

投资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是另一个例子：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最大项目之一，但是由于其穿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引发了印度政府的强烈不满。印度财长贾特里近期受访时表示，“因为领土主权问题，我们对此持严重保留态度”。

经济走廊的建设还引起巴基斯坦民族、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集中大爆发。

无独有偶，在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偶尔爆发的抵触中资的事实说明了一个问题：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往往让所在国招架不住“一带一路”浪潮下排山倒海、扑面而来的大仗势，加上不恰当的外交手段，也往往会让“一带一路”的善意变成中国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在东南亚，尽管沿线国家的大多数对“一带一路”表示了支持。但历史上，由于中共建国后一直对东南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予以暗地支持，还在东南亚上空徘徊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是许多国家无法抹去的历史伤痛与记忆。

加之，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华侨人口较大，并掌握了当地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些都易引发当地主体民众和体制精英对华人效忠所在国家的质疑，也往往容易成为所在国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的代罪羔羊，引发种族冲突。由于华人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带一路”

倡议中不分立场、不考虑主流族群感受的盲目支持，也让东南亚许多国家不仅对华人、也对中国心存芥蒂。尽管“一带一路”尽量淡化意识形态，但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威胁、中国渗透等论调会在任何毫无征兆的节点爆发。

在中亚，多数国家信仰伊斯兰，文化宗教有异于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在目前极端主义日益猖獗的当下，受到极端势力的不断渗透和影响，穆斯林极端势力不断制造事端，新疆分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完善的基础设施联通的或许不仅是经贸，也极有可能带来境外极端势力与中国境内极端势力的勾兑和渗透，这给中国政府在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上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保守主义日渐抬头的今天，“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是对中国新时代外交的一大考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初衷很美好，手法很重要。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和践行者需要的不仅仅是鸿篇巨制的浪漫主义情怀，更需要面对现实的冷静思考，只有如此，才能让“一带一路”回归理性与常态，策略与手法兼备才是“一带一路”得以顺利实施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