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虽已非《上海滩》里许文强和丁力的年代，没有租界恶斗和黑社会势力缠扰的问题，但急速攀升的经济发展形塑超高生活和住宿费，常把人在上海的游子迫入窘境，不论是中国外省人还是海外淘金客，身处上海如此高竞争环境，皆难喘息。一个人在上海，为争收入苦撑的朋友说：“这是龙蛇混杂的魔都，是一个搭上人脉拼命工作就可确保收入优渥，却很难在品质上好好生活的都市。”

数以万计人在上海的大马人，各有自己的大马圈，依赖同乡人互勉，拉近关系，强化互助，以抗衡这座魔都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而当一群大马人聚在一起时，才真正察觉到，人在上海心在大马的大有人在。

“谁说我们不想回家，谁说我们眷恋中国？马来西亚才是我们真正要住的地方，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和国土。”

数以万计人在上海的大马人，各有自己的大马圈，依赖同乡人互勉，拉紧关系，强化互助，以抗衡这座魔都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即使自诩为“上海高级外劳”的高职者，收入“倘兑换成马币，并用在马来西亚生活，那可是高收入，但同样收入在上海生活，真有点苦，很不自在了。”

已在上海征战十余年的陈德明，有他自己的结论：“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近期虽鼓励人才入境，推出类似美国绿卡的居留证，但其政治体制和人文环境，很难实现移民这回事，即使政治允许，人文环境差异也太大，生活品质上的要求太悬殊，我相信没有几个大马人会想移民到上海。”

陈德明是非常少数与中国人合资创业，迄今仍以上海为根据地，在周边省市拓展业绩的大马人。12年前从上海出发，如今业务覆盖区域已遍及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份主要城市和工业区。他是在2004年11月末的冬天，孤身一人踏足上海：“租一个小办公室空间，聘请一个来自山东省的青年人带路，开业不容易，为了节约开支，租了一辆黑车，从上海出发到浙江、江苏省份，叩访一个个厂家，一步一脚印招徕生意。”

十多年前的上海虽已竞争激烈，却还没有今天那么“惨烈”，尽管如此，比较感性和恋家的陈德明初到上海时，每个清晨走过热闹的步行街，傍晚或入夜时分停驻外滩都备感孤单，每忆家人都眼眶带泪，“那么拥挤，那么壮观，放眼街头上海人都还比不上国际游子和海内外游客多，可是再怎么热闹，都是异乡，没有家人、朋友，不但没有归宿感，左右都是竞争对手，陷在越多人潮的空间，就越感压力，越是不安。”

大马的家，让心有所依

十多年前，任职的大马公司有意进军中国，陈德明获任命赴上海建立桥头堡：“中国一个省市吃货量，即已超越马来西亚全国业绩，真正难处在于大环境的竞争以量为先，价格相对偏低，利润因此大幅削减。”公司很快发现市场虽大，却难与在地业者竞争，权衡优劣后，2010年左右就打起退堂鼓，唯独陈德明坚持到底，最终选择与中国合伙人接管业务：“整个过程，真有被公司遗弃在上海的感觉。”

那时他已年过45，像一个被流放的将军，决定在上海证明自己，因此激起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雄心。“那不纯粹为了生计，今日回想，更贴切的感受是不服气，建立海外事业太难了，既然有了雏形，只要坚持一定能熬过困境。”

很多人负面看待中国合伙人，但际遇让他遇上的中国伙伴却一路支撑，陪他度过最艰难的创业期：“在大环境不讲感情，中国人心里有自己权衡轻重的尺寸，他们其实也是人，也有感受，也有感情，只是在商场格斗时，环境和竞争使然，令他们更善于冷静评估得失。

“要找一个中国合伙人，肯定没有你想像中容易，要让合伙人看到你的实力之外，周边同事和竞争对手都是地头蛇，高度竞争的商场是残酷且无情的，稍有不慎随时都会被吞噬。”

能在上海立足的大马人，因此都有相当坚韧的内心和实干的性格。

常年累月离家，在上海孤军作战，没了集团公司为后盾，唯有一次又一次啃下辛酸，历经无数困境，咬紧牙关硬撑到底，总算已走过最艰难的拓荒路，如今是聚氨酯原料为主要业务的上海化工代理公司合伙人兼总经理，当年陪他窝在小办公室、带路扣访厂家的山东青年，也已获升为副总经理。即便如此，他都无法选择举家迁居上海：“生活和住宿费太高，没有百万收入也难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更重要的是，我自己身处其中，十多年来感觉过于紧绷和压力，我不希望家人陪我去熬这样的日子。”

因此，把业务调上正轨，下放一些权限之后，他选择在上海和大马之间往返生活：“现在，我每一个月尽量安排两个星期在大马陪家人，两个星期在上海管理业务，累到极点至少心有所依，寂寞无助的感觉趋渐递减。”

夫妻同当 第一代“拓荒牛”

回顾1990前后，中国经济仍未全面起飞，由跨国公司派驻中国的大马人掀起了第一波的中国淘金潮，在中国大小省市辗转二三十年后，他们如今大多驻足在上海。戴礼洋和骆琳琳夫妇就是很有代表的第一代派驻中国充当跨国公司拓荒牛，今长驻上海的大马人：“那是一个百业待兴的中国，那一个年代的跨国公司，特别重视兼通中英文的大马专业人士，很多大马人才被派驻中国，是帮忙开拓和掌管中国业务的不二选择。”

夫妇俩1990年代初搭上这趟列车时，中国才开放不久，举凡人们回忆中的“落后中国”他们都见识过了，包括无门的厕所和洗澡间，与中国人之间因沟通障碍饱受煎熬之外，也见识过外省人与在地市民的城乡文化冲突，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大陆政治风潮，今日回首不胜唏嘘。

戴礼洋第一个踏足的城市是天津：“那时侯整个中国都还在发展初阶，各个省市基设都还不完整，中国人也都还没有所谓的世界观，虽然都以华语沟通，文化底蕴大不同，思想观念有很大落差，还真花了好一段时日去磨合，才渐进入状况。”

以会计师专业派驻天津的戴礼洋，之后在武汉、四川、杭州之间辗转，终至长驻上海，业务范围从最基本的会计监管扩及全面，今年51岁的他已是“PVH中国”负责财务与营运的副总裁。同样是会计师的骆琳琳，除了派驻武汉时与夫婿共处，过后即派驻不同省市，两夫妻过着各据一方，唯有假期可相聚的生活：“直到近年，我们才把完整的家安顿在上海，想起之前到处奔波的日子，还真觉得累了。”

下一代的故土在哪里？

他们的大女儿今年22岁，小女儿也已15岁，虽有一段时日寄养在马来西亚槟城婆家，大部份时间却也一起经历了不同城市间奔走，不断适应的步履。骆琳琳无不感慨：“我们夫妻俩都是道地马来西亚人，跟着马来西亚的教育模式和社会发展速度成长，童年有很多美好的家乡回忆，亲人好友都还在家乡生活，每次回到家乡都有强烈的归宿感。

“现在两个女儿，大部份成长期都在中国，上的是国际学校，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视野从小就已世界化，观念中好像已经没有‘家乡’（指马来西亚），感情上也没有实质的‘故国’了。”

身在异国的大马人，每看着子女渐趋丧失乡土情怀，心中都有莫名的失落感。从戴礼洋和骆琳琳这对夫妇身上可以看到，子女长期身处异国而无法产生家乡情怀的窘境。但有失必有得，因为跟随父母而在中国成长的儿女，不得不选择国际学校受教育，这些进入上海国际学校的大马子女有机会与来自欧州、美国、加拿大、非洲、澳洲、纽西兰、韩国、日本等世界各国儿女共处，从小即已在全球村内成长，失去家乡观念，却有了世界大同视野，放诸未来发展反而更强大了。

心中的矛盾和挣扎，让礼洋这一代家长不得不接受现实：“未来是孩子的，既然给了这样的成长环境，未来也只由得他们自己决定。”琳琳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本已是离乡背井生活的一代，放诸全球化的未来，下一代也没有多少选择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趁假期带他们回国，尽量让他们接触家乡环境和人事，至少让她们保有一种返乡的感觉，以免日后概念中再也没有家乡，再也没有故土，变成一个没有根的、一生漂泊的国际人。”

全世界在动 大马的脚步却停驻

同样在中国二十余年，如今已长驻上海的贝格集团大中华区董事长谭维东、瑞安食品配料有限公司高级商务经理王文松亦有同感，即使身在中国，却从不放弃马来西亚，近年通过电子媒体和家乡维持紧密关系，跟人在上海的大马人也有非常牢固的互动圈，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动向，甚至比人在马来西亚的国民更深入。尤其是谭维东，开始有规划返乡养老的念头，只是每次触及家乡人事，长期身处大环境，早已铸就铜墙铁壁的他亦有感慨：“全世界在动，中国动得比任何人更快，改变比任何国家更大，我们的脚步好像停住了，人在马来西亚的同胞好像没看到，好像没感觉…………”

王文松也觉得：“我们人在海外，往回看的时候，确实看到同胞被锁在小格局，不论经济政策和教育方向，都无视全球化的需求，这很令人担忧。

“我们走了一圈渴望回家，但国内没有我们容身之地，那些急着走出海外的同胞，又没察觉我们放诸全球的竞争能力已大不如人，从1990年代至今，即使在中国市场，新一代的整体价值都已在下滑中。”

中国“海归”一族，渐让大马人失优势

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今日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其庞大资金和人才支撑计划的能力，已完全摆脱1990年代跨国公司依赖入口大马人去扶持业务的窘境。迄今还在大马上海两地穿梭的陈德明目睹中国在各个领域起飞之势，对比国人的应对方式和态度，也深感无奈：“你看看Proton一半已是中国企业了，接下来还有更多中国投资，一带一路还在壮大影响，甚至马云也跨入大马，淘宝和支付宝都登陆国门了。

“真的，中国人说动就动，速度和变化之快，常让人措手不及，一直以来都比较安逸的国人，说不准有一天醒来，都在为中国企业服务了。”

这是一个逆转。人在上海的大马人也预见这一回的大逆转，他们看到的是大马人在中国人力市场的价值正在下滑，甚至有告别跨国公司需要精通多种语言的大马人去帮助中国分公司发展的优势。而牵动新一波发展的生命力，正是海外留学回归的中国新生代──“海归”。

“如果今日国人还以为，掌握中英文仍是衔接世界和中国企业的桥梁，那可就大错特错，不要忘了今日中国‘海归’一族，是欧美成长且接受西方教育的新生代，不论世界观还是专业能力都不逊于新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在此形势下，以为大马人仍占优势，肯定自欺欺人。”

1990年代，是精通中英文且掌握专业知识的大马人进驻中国的黄金时期，今日虽有跨国公司仍重用大马人，包括派驻中国支援业务，但已非纯粹实力和语言考量，而是这些跨国公司仍对道地中国人的态度、技术有所顾虑，因此宁选大马人扮演监督、中和的角色。“假以时日，中国工商企业省思突破品质与管理层次，且有效解决贪污、滥权引发的诸多问题之后，‘海归’的人脉和实力就会直接冲激海外人力需求，包括大马人也必丧失竞争力。”

扩大视野，在异乡只为了工作

每提及新生代，这批先辈都会提醒：“先扩大你的世界观，再强化你的实力，否则，这真不是你可以立足，或可让你舒适工作的城市。”正如戴礼洋所言：“今日上海，是真正的国际大都会，不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是在一个世界级的平台上竞争，不再是过去有跨国公司保送到来，可以在跨国公司的保护伞下顺利完成任务的环境了。”

除了要与“海归”竞争，还要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游子争一长短，没有坚韧的内心和顽强的实力，缺了实干精神，空有野心，肯定无法生存。

近几年才踏足上海工作的陈朝富和曹兆祥，就直接面对这逆转的大挑战。

中小学都在士拉央完成教育，今年44岁的曹兆祥是人在上海的最新一代大马人。他不像先辈由跨国公司派驻中国发展，而是通过猎头公司的应征，进入上海爱默生担任项目业务经理。正式工作之后，他才察觉要在上海生存真的没有想像中容易：“我的部门除了我，几乎都是在地上海人和中国外省人，不论环境的熟悉度或地方人脉、客户交情，都远胜一个外来者（大马人），我必须付出更多时间和精神，才能追得上业绩，才能确保处于相等优势。”

陈朝富比较幸运，原驻越南的他赶上跨国公司派驻上海的末班车，出任公司在上海的集团总经理：“从越南到上海，对我来说不是坏事，反正都在海外发展，上海肯定比越南先进，市场也比越南大很多，但是初来报到那些日子，确实感到陌生且棘手。

“还好，同样是华人，文化习性相差不太远，单凭肤色有时还真分不出中国人还是大马人，坐上集团总经理的职位，沟通协调方面至少比老外少了一层障碍，很快就已搭上人脉，只要善于交际，应该就可以克服人生地不熟的问题。”

他很快接触到在上海的大马人圈子：“人在海外遇同乡，这是人在国内难以想像的情境，像在汪洋大海浮沉间找到救生圈，那是生活上、精神上的镇定剂。”当听完先辈叙述人在异乡的心情和挑战后，他已暂不打算把子女带到上海一起生活了：“家，还是安顿在大马比较妥当，我们在异乡毕竟是为了工作，不论越南还是上海，在家这一层面上，都比不上马来西亚，那才是生活、成长、学习的好地方。”

上海，已成为全球淘金客天堂

上海市被黄浦江一分为二，分为浦东、浦西两部份。40年前，浦东只是一块农地，老上海人常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老上海发展始于浦西，伫立上海外滩，迎面是富含历史背景与人文气息的老建筑，放眼对岸，原不被老上海人看好的浦东如今也成了金碧辉煌的钢筋丛林，一栋栋气势迫人的高楼，像在向全球金融世界搔首弄姿的上海贵妇。

谭维东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个跨国公司总经理，聘用一个道地上海人当司机，过后发现司机在上海市区曾有一两套楼房，富裕程度倒可轻易超越跨国公司总经理。”这是因为道地上海人只要老家在市区，随上海急速发展变卖的家业，价值以数百万甚至破千万人民币计，因此不愁另购郊区房屋，还有余额投资生活，当个司机也不过是找份工作过日子而已。

今日上海的富裕可见一斑。

陈德明在上海一逛十余年，目睹的就是浦东从贫瘠至富裕，从败楼残瓦到高楼林立的场景，速度之惊人让他瞠目结舌：“短短十余年，上海外滩对岸整个画面都彻换掉了，今日蒲东已非我踏足上海那一天的蒲东。”

上海的魅力，全球垂涎，今仍继续成为万千淘金客向往的天堂。只是，新生代渴望进入新中国的今时今日，搭上90年代第一趟发展列车的大马人，大都却已疲累不堪，都想早日返乡求个安宁，过上舒适、平静的生活了。

留不住大马游子心：我想回家

从事百货业的翁书钏，即使在上海近10年，最终还是无法完全融入上海社会：“这里真的只是工作的地方，不是家，我想回家。”

今日已属半退休状态的郑美玲，中学毕业就进入高端医疗产品服务业的跨国公司，不久即获派到中国发展，一待就近30年。她就经历了大马人进驻中国的黄金期，以至“海归”涌现之后人力竞争的新格局：“今日中国境内高端医疗产品服务业都已是‘海归’天下，我也只能依凭累积30年的经验，获委为顾问去栽培‘海归’新人。”

她形容，上海30年来生活和住宿费攀了几十倍，即使过去无人要的浦东房价，短短10年就已翻了十几倍，当年六七十万人民币的楼房，今已破900万甚至上千万人民币：“当初有人推荐买楼房，我们不觉得需要，今日回想只要买下一栋，现在就已坐拥千万人民币财富，大可逍遥退休了。”

代步的轿车，即使高收入，在上海也觉得不实际，车价是一回事，车牌要竞标，上一个车牌标价动轧七八万人民币，目前更已突破9万人民币水平，上海人本身也调侃：“全球最贵的铁皮。”所以，除非公司提供轿车，再高的职位或收入的大马人，在上海都以公共交通代步。

郑美玲现在算是一个回归马来西亚的上海游子，只是归来非为新的事业发展，而是卸下半辈子的辛劳，好好去享受生活：“我不需要长时间逗留上海了，只依据合约承接咨询和训练的工作，也根据工作档期飞回上海完成任务。”

除了高薪酬，能把大马人留在上海的动力，是自己的长处和能力被肯定。一如戴礼洋和谭维东的心声：“留下来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里是国际大舞台，掌管中国业务，就是掌握了亚洲最大和成长最快的市场，当集团召开全球会议时，中国市场就备受关注，作为一名总经理、董事长，你带领的团队会令人注目，个人表现更容易突显。”

但是戴礼洋说，“在全球最大市场上一较高低，确可让你拥有足以忘形的成就感，只是背后要付出的代价也非同小可。”今天，他也看淡了，提及未来的上海，面对跃跃欲试的后来者，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回应；“挑战自己，肯定自己，也是一个前进的动力，如果有野心，那就上吧！”

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这句老语放诸今日上海，或得改成“有人漏夜赶上海，有人苦思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