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大马联邦政府领导更迭，马哈迪取代胡先翁成为大马第四任首相，他与新任副首相慕沙希淡随即展开“2M”新政（2M乃两者名字之首），以“廉洁、有效率、可信赖”为口号，新人新气象，让人民有了新的期待。当时，由于国会任期已将近四年，政坛也开始战鼓隆隆。

可是同年，华社却为即将在1982年初推行的小学“3M”新课程（3M为读、写、算的马来文字首）而忧心如焚；担心以马来文为主的课程将会侵蚀华小的华文教学媒介，而导致华小开始变质。

在反对3M过程中，董教总领导有感于几十年来的华文教育发展，受制于法令，受困于行政，遭遇到种种偏差，有屡战屡败的趋势，而深入思考探讨突破的对策。

于是，时任董总主席林晃升毅然提出“三结合”概念，即整合在朝、在野和民间团体的三股力量，为华教华社争取公平合理的出路，也萌起了应该派人参政参选，强化在政党方面的力量和角色的策略。

到了1982年3月中，董教总领导经过内部多次讨论及与三个华基朝野政党的领导面谈之后，制定一项新策略，即由一些华教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执政党，直接进行和加强内部争取工作，才是新的突破尝试。反之，如果加入反对党，就和当时董教总作为民间团体，在政府外反对和施压没有两样。

最后，准备参政的华教人士基于两个理由而选择加入民政党：民政党的多元民族马来西亚人路线，有别于巫统、马华等的单元路线和结构，此其一；民政领导层所展现的诚意和积极性，同意和参政华教人士签署文教联合宣言，此其二。

除了要解决3M制引起的偏差，有关宣言矢言力争删除或修改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以消除对华印小的威胁、公平对待各流源中小学、增建大专学院和准许民办大学、支持和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等。

民政党腾出全国华裔选民比率最高的两个选区，即吉隆坡的甲洞区和槟城的丹绒区给华教人士上阵。我虽然参与讨论过程，但自己当时仍只想留在幕后，协助策略及文宣，并无参选的念头。

可是，原定在丹绒上阵的人选临时因故未能出战，因此在1982年4月4日晚上，我接到时任民政党主席林敬益和副主席曾永森劝我代表民政党参选的电话。在旁的时任董总主席林晃升后来接过电话这样对我说：“子根啊，你义不容辞了！”

就因为这通电话，在因缘巧合及责任感驱使之下，我毅然在24小时内辞去理大教育学院副院长职位，于1982年4月7日提名，披甲上阵丹绒区，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时初出茅庐的我，碰上了行动党特别派来一位资深的“华教斗士”级领袖陈庆佳（已故），幸得民政党内领袖们拔刀相助，董教总领导和来自槟州内外华教华团人士演讲助阵，我才侥幸地微差险胜！

但上阵甲洞的董总法律顾问郭洙镇律师却不幸以微差落选。参政华教人士一胜一负。

在大选过后，被委为民政党副主席的郭洙镇、中央教育局主任的王添庆、中委江真诚博士和民政党青年团总团长的我即与民政党领导配合，罗致一些学者专家，包括杜干焕、黄宝金、陈业宏、杨泉等博士，基于文教联合宣言，积极地通过内部管道，与首相等国阵高层交涉，展开内部争取的工作。

我们针对新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先后举办了大型研讨会及向政府提呈备忘录和建议书。我们也参与协助解决当时出现的一些新的偏差，如华小集会用语、综合学校计划、增加和重划选区、吉隆坡结构大蓝图、甲板埋毒事件等等。我们的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和成果，但也遭遇到挫折。

日后将在此与大家分享这些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