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上升但没有加快民主化发展，政府反而逼近管控社会言论自由，让部份的中国青年感到失望。政府做了不少改善法治的工作，包括完善法律制度和透明化司法程序，但也在逐步加强法律管制民众的自由，尤其是互联网的言论自由，当局鼓励年轻人参与“互联网+”创业，亦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互联网自由化也会带来言论失控的局面。

互联网很大改变了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模式，靠移动支付完成了衣食住行的需求，然而这仅仅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以及生活模式，并没什么推动中国人民思想。当民众在享受移动支付带来的生活便利时，对言论自由有需求的年轻网民仍不满足，他们要的是走出这个闭关自守的信息不发达社会，所以“翻墙软件”是每部手机和电脑必须装置的，但是中国网信办现在出台两项严禁的规定，其中之一就是严禁“翻墙”，而另一项严禁是“以言入罪”连坐群主，即是禁止在网上发表涉及9种内容的言论，而且是“谁建群聊，谁负责承担一切后果”。

中共对互联网言论的管控引发西方媒体的兴趣，所以共青团在推特（Twitter）开设账号一事成为西方的新闻热点，对于共青团翻墙登录国外网站一事也让中国网民感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委屈。

大部份人都知道中共打压言论自由之事，可能不太知道的是与言论自由直接关联的宗教也正面临黯淡。之前有传出罗马天主教廷与中国协商主教任命问题已差不多达成协议，预期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会正常化，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期望中共会因此而放弃打压民间教会，可惜一切事与愿违，一份名为《中国灵魂争夺战》的调查报告针对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中国宗教发展状态做了调查，指称中国的信仰者之中有三分之一人（约一亿人）的所属宗教团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危险。

中共对待宗教是有内政和外交的区别，为了阻止极端势力渗透宗教组织，当局拆除了不少基督教堂，伊斯兰面对的打压也是如此，从客观的角度自然理解当局的行动是反恐工作的一部份，但是社会的信仰自由被政府干预却也是严重事态。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经济转型之后迈向民主化发展，但是中国显然不是这样，因为中国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她的民主化发展必定也会按照自己特色的逻辑建构，而我们只能透过领导人的理性指导原则，摸索和预估中国未来的路径图。

比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习近平给出的名词是“安内攘外”，遵循这一条原则，我们会发现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纷争已改为合作，中印边界的军事对峙也已平安落幕，面对棘手的朝鲜半岛危机，中共现在也同意联合国的制裁案。

为了大局着想，中共很少在国际事务上搞个人主义，安内则以社会稳定为前提，也促使政府表现强势。中国在推动及实施各种打击贪腐和法制化措施之际，新旧派系的斗争也日益严重加促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所以一切的打压不全是为了管控民众，也是为了压制对抗改革的旧派系和腐败豢养的权力。故此，在“十九大”前出台的各种严禁措施，其实也可以放宽心的说，是为了避免有心者制造社会舆论来挑战“习核心”之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