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时，趁台湾知名作家兼电机系教授李家同到访马，笔者也在大马工程师学会（IEM）为李教授安排了一场关于“台湾精密工业”的讲座。大马工程界虽然在各主要的工程领域（土木、机械、电器电子、化工等）皆有涉足者，但对精密工程（PrecisionEngineering）这一块还是较陌生的。

李教授虽已年近八旬，但仍思路敏锐。身为台湾精密工程学会（TSP E）创会人及首届理事长的他，以多个实际的例子讲解涉及精密工程的工业产品，让与会者惊叹台湾的高科技产品。李教授也提到说，世界的各个先进国都有同样一个特质————拥有自身的科技大企业，如法国有空中巴士（Airbus）、瑞士有诺华（Novartis）等。这些大企业，除了为国家带来丰硕的税收，也成就了相关领域的下游工业的发展。

讲座中，李教授也分享了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工研院），如何研发新的科技技术，为台湾工业带来转变。他也提到和大马籍的随身碟（USB）开发者————潘建成的对话。潘对李教授说大马没工业技术研究院，所以我们的工业界缺乏新技术。其实不然，大马有好几个类似工研院的研究院，如大马棕油局、橡胶研究院、大马微电子系统研究院（MIMOS）等，为大马的各工业领域提供工业技术的支援。与台湾工研院不同的是，大马的这些研究院都各自为政，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下运作。当然，不同的运作模式有其利与弊。台湾的工研院的模式能在资源应用上能更优化，而大马的模式则能让个别的科研院有更好的竞争。然而，大马方面最大的弊病是科研与工业的步伐脱节。打个比方，大马棕油局常会说他们对油棕的各种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但笔者常听到棕油业者的申诉却是“大马棕油局什么都没做，就只会抽税”（注：棕油业者得还缴约4.5至8.5%的出口税）。到底是哪儿出了状况？

8月中旬，笔者也参与了另一个研讨会————大马棕油业100周年讲座。与会者都坦承，大马的制造业虽然一直以来都生产品质不错的工业产品，但从来都不注重科研这一块，也不会对崭新的科技趋之若鹜。每当一个新技术被引进时，大家都不太愿意成为第一个尝试者。反之，大家都希望等待他人尝试了以后才相竞成为跟随者。追根究底，大家坦承是不愿冒险的心态问题，担心一旦出错就需承担相关责任，还是安于现状最为妥当。最好的例子————大马国产车自从80年代推出市场后30年的今天，我们还是用着别人的引擎。同样的，国油也不太注重科研。相对的，许多的跨国科技企业都从不间断地投入科研，或收购新科技，深怕一时怠慢就让竞争者迎头赶上。这造就了许多国外的大专院校或研究院，能长期地与企业界合作以研发新科技。

大马这一块确实被抛得远远的。

话说回头，什么原因让大马的工业界对科研兴致缺缺？首先，许多的科研都与工业的脱节。之前提到的大马棕油局，确实进行了许多棕油方面的研究，但真正能让企业界用上的却是极为少数。须知学术界与工业界对科研的认知有一定的差异。对学术界而言，科研项目最重要的为创新性（novelty）————论文可发几张？能培养几个研究生？然而，这些都不是工业界所在乎的；因为科研产品的商用价值（commercial value）————能为公司带来多少的盈利、能降低多少成本等，才是工业界所看重的。所以，若科研人员少接触工业界，或只愿呆在自身的研究所里闭门造车（即大家常调侃的“syok sendiri”），确实难让其项目达到工业界所预期的商用价值。

其次为科研人员及产品的素质。许多本地大专院校或研究院的科研项目，都为复制他人（如国外大专、研究院等）的项目。对企业界而言，这些复制品并没附加值。

更有工业界人士在科研项目里投入了研究资金，却得到低素质的研究成果，久而久之也造就了他们不再相信本地的科研团队。所以科研人员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让企业界恢复信心。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之前提到的————本土企业安于现状、不愿意冒险的心态。许多的跨国企业都深知不进则退的道理，所以都会有自身的科研团队（大部份处于国外）。而本土企业若不以科研来改进本身的技术，要与跨国企业争一日之长短似乎只是天方夜谭。

同时，本土企业也必须知道一个好的科研项目是长时期的投资，不能期望短时期就会有所突破（毕竟一个博士生也需三年的光景才能完成一个像样的研究），所以请改掉“少少投资，多多回酬”的心态。欧美国家的企业大多与大专院校展开长期的合作计划，所以许多的新科技都源自研究所。撇开欧美国家不谈，亚洲的许多国家，如日本、韩国，甚至海峡两岸的企业也不遑多让，都竞相地投资在科研项目上以改进本身的技术。而大马的企业何时才会改变心态，踏出自身的舒适地带？

若您问道，我们何时才能拥有像法国的空巴、瑞士的诺华、或甚至像美国科技巨头谷歌等科技大企业？最直截了当的回答是————请拿出正确的心态，搞好科研，才能期望大马的工业产品在世界争一日之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