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的吉隆坡秋杰区,后巷卸货站传来读书声;周末的中国北京,公园草坪上常见马来青年在“野餐”;帝帝皇沙湖滨公园有3个放置各种语文书籍的书架…………这些都是“街头书坊”,因应各社区需求变异,也因此精彩。
记得:街头书坊没有阶级组织架构,元素就只有书和公共空间。
这是一个概念,书即是知识,他们深信,知识最终将化为力量,改变自己也改变社会。
■秋杰街头书坊(Buku Jalanan Chow Kit)
藏在后巷,贫穷孩子的补习班
星期日晚的秋杰区很静,商店早已拉上门,偶尔交通灯变绿,摩哆催油门冲刺,呼啸而过。三五游民或蹲或躺或坐在大厦卷门前,街灯把每个人的脸都映成橘色。直到8点30分,一群小孩嘻嘻闹闹穿过大街,从大厦间的巷弄窜入后巷一个卸货站,像是一群小鸡叽叽叫不停,宁静的秋杰又醒了。
虽听不清楚他们在叽叽喳喳什么,但最常听他们喊“Cikgu Ayu”(阿尤老师)。当阿尤老师一声口令,这群四散的小鸡聚集到一旁的流动架子领书桌、桌灯和专属文件夹,散落在几张大帆布上。他们由志工哥哥姐姐一对一陪伴温书写功课。
大约半小时,这群小朋友终于慢慢静下来,阿尤老师才把我招去,利用整理捐书的时间和我说说话。才坐下,一只大老鼠从水沟窜出冲到巷子对面的垃圾桶,吓了我一跳。阿尤老师眯眼对我笑说:“不要紧,它是我们的朋友。”
几名妈妈也来帮忙分类捐书。三五安娣聚在一起,俨然巴刹,阿尤老师要我不要介意。安娣爱八卦,谈起某某又出事了,吵着要阿尤老师去劝说。我问阿尤老师:“除了教育小孩,连这里社区的问题,都要老师协助解决啊?”一旁的妈妈打岔:“阿尤老师是我们的YB(Yang Berhormat,尊敬的,指人民代议士)。”安娣们又一阵嘻嘻哈哈笑。
阿尤老师改用英语和我说,她很乐意陪这些妈妈说话。小朋友来补习上课,她陪妈妈们说话,至少有把声音指引她们。她坚信,教育小孩也等于帮助他们的父母,每个小孩长大成人后都得照顾父母,而让这些小孩摆脱困境,唯一的方法即是教育。
成立书坊,改变孩子的未来
阿尤老师全名是西蒂拉哈尤(Siti Rahayu),在大学学院担任讲师。虽然住在15公里外的鹅唛,她每个星期日晚上都会搭德士来回秋杰,陪伴这些小孩。
秋杰区是吉隆坡的治安黑区,一开始,秋杰街头书坊的方向就锁定替区内的赤贫小朋友补习。“街头书坊的初衷是透过阅读、讨论提升整个社区,而成立街头书坊还需视当地社区的情境。在秋杰,我们想这个社区内最重要的是小孩,而教育是帮助他们最好的方法。”
于是3年前,他们在秋杰区阿卡利亚大厦(Alka Ria)后方的卸货区成立秋杰街头书坊,每周约有50名小孩来补习。约访当天,来补习的小孩不多,只有三十多人。有个小朋友出水痘缺课,现场又有人发烧不舒服,阿尤老师像位母亲,担心他们的状况。
一旁整理捐书的妈妈说,小孩在家不爱看书,倒是每周末都很期待到街头书坊来补习,和阿尤老师见面。“他就是喜欢听阿尤老师说教,在家老是和我吵架,我只好藤条伺候他。”这位妈妈还吃醋对孩子说:“你那么喜欢阿尤老师,就去和她住吧,反正她是你的第二妈妈。”整理捐书的妈妈们又一阵欢笑。
阿尤老师不否认自己是这群小朋友的第二妈妈。说来内疚,她直到星期五才想起自己女儿就读的私立宗教学校周末要考试,忘了陪她温书。“结果女儿竟对我说,‘妈妈,我一个人温书没问题,你要去秋杰(街头书坊)就去吧。’”
透过网络号召,许多马来青年都来担任志工。媒体相继报道,不少慈善团体也自发来捐助食物给这些小朋友。连我和阿尤老师谈话时坐的凳子都有来历。在Lostgens(当代艺术空间)主导下,台湾淡江大学和吉隆坡玛拉工艺学院学生合作制作流动书架。凳子装了书本后可排回书架上,小朋友们上课的书桌、桌灯、文件夹和书籍,就这样整装在两个书架里,安放在后巷一个角落。
我问阿尤老师,连台湾的大学都来帮忙了,秋杰街头书坊有获得哪些官方援助吗?阿尤老师瞪眼笑道:“这也是我想问的哦。”
■北京街头书坊(Buku Jalanan Beijing)
我们不带书,我们开讨论会
有机会到中国北京,逛逛那里的公园,可能会遇到一群马来青年在草坪上铺设草席野餐,吃薯片喝饮料野餐。他们是“北京街头书坊”。
成员法拉(Farrah)解释,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在公共场所聚集,宣扬外国的国情和宗教。为免敏感生事,北京街头书坊的成员不带书上街群聚,尤其一群马来青年带上马来文书籍,真怕引起误会。他们改以野餐形式,一边吃喝,一边讨论不同课题。
这些限制并不阻止他们阅读。2015年成立的北京街头书坊变装成网络图书馆,在社交媒体微信上开设群组,每个月定时收书、借书。“中国禁止脸书、Instagram,最近又禁了WhatsApp,所以我们用微信。在中国什么都用微信,付款、滴滴打车(电子召车服务)都可以。”法拉是这个网络图书馆的“馆员”,每个月有谁要借出书籍可私讯告知她,整理好书单后发布在群组内,有兴趣的人再私讯她,相约取书地点。
法拉有个中文名字叫“艾巧竹”,说得一口北京腔普通话。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年级学生,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回马教中文。北京街头书坊共有16名成员,都是到中国学中文的马来留学生。他们分布在北京外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两校距离约40分钟的摩哆车程,街头书坊通常在两校之间的公园举办。
北京街头书坊网络图书馆的反应非常踊跃。大学生喜欢阅读,可在北京很难买到马来文书籍。“我们都有书,看完了放在架上,别人就不知道有这些书。”于是,把书看完的人就借出书籍,延续书的生命,也满足这些旅外马来青年对书籍的渴望。
这些马来青年把Buku Jalanan的Buku“书”定义为知识。法拉分享:“据我观察,马来西亚的街头书坊倾向教育社会大众喜欢阅读,帮助没能力的人有机会阅读,也提倡借书。在北京,我们着重在讨论会,每个月举办一次。我们在北京都是大学生,没办法每个星期都办活动。”
北京街头书坊成为分享知识的平台,他们相信周遭任何小事物都能让人学到东西,因此讨论会课题并不设限。“一名学姐去过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我们听她分享心得,因为她有的是我们缺乏的经验。”也有人分享读书心得,他们相信,他或她在书中有其他人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们找来在北京留学的华裔、印裔学生,请他们分享华印族群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历史,马来主讲者则介绍可兰经。马来西亚三大种族,在境外坐下来了解彼此。可惜,当天其他学校有文化节,许多学生都被吸引去了,来听分享会的人不多。
他们也谈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由一个曾到荷兰阿姆斯特丹交换学习的学姐分享。LGBT不是马来社群的敏感课题吗?“所以我们才想知道。”法拉说:“虽然是敏感课题,但不代表我们不必认知。我们不能骗说马来社群中没有LGBT,但我们却否认、远离这个课题,视为禁忌。或为何我们不打开眼界去了解这些事情?”
帝帝街头书坊(Buku Jalanan TITI)
高脚迷你图书柜,欢迎大众来取阅
吉隆坡帝帝皇沙湖滨公园设有3个小型书柜,像高脚屋,外观斑驳。屋顶下两层架子上书籍杂乱摆着,两扇玻璃门掩上,为这些书遮风挡雨。屋顶上有个巫英双语牌子介绍书柜的功用,说明这是“迷你帝帝街头书坊”(Mini Buku Jalanan TITI),是公共财产,欢迎任何人借书、捐书,也吁请所有人确保书柜完好。
牌子上标明书柜由联昌银行赞助,与吉隆坡市政局合作。街头书坊不是在公共空间都能活动,为何还需与市政局合作?成员哈菲祖汀(Mohd Hafizuddin)解释:“我们在公共土地上建设永久构造,需要向管理的政府申请,就像建房子一样。若是周末的街头书坊,活动完了我们就撤走,依然不必向地方政府申请。”
帝帝街头书坊由哈菲祖汀和好友依德里(Edry Faizal)于2012年成立。由于成员多数是工作人士,一开始每两个星期日一次,今年起每个月一次,傍晚5时至7时办阅读活动。
2年前架设的“迷你帝帝街头书坊”图书柜,目标是不间断提倡阅读。他们不介意柜子里的图书不翼而飞,只怕没人取阅。“一开始我们摆满整柜子的书,一周后只剩下3本,我们再填满它,可一周后又只剩下几本。”哈菲祖汀原本也担心,这些书本是否被人拿去卖给资源回收商了,于是他们做个实验,一连几周填补杂志,而非书籍。
“如果他们要卖给资源回收商,更应该取杂志,可是两周下来柜子的杂志还是很多。看样子,来这里取阅的人都是真心看书的,所以我们又把杂志换成书籍。”
帝帝街头书坊成员间还有“32本书阅读挑战”。一年内读完32本书,还要替指定读物写书评,分享在群组的部落格(http://bukujalanantiti.blogspot.my/)。哈菲祖汀家中经营书店,他给自己的挑战更高,一年阅读52本书,即每周一本。
其实从起心动念到成立帝帝街头书坊,前后只有不到一周的筹备时间。哈菲祖汀回忆,当时沙亚南成立街头书坊后,怡保、槟城跟上脚步。“为什么在首都吉隆坡却没有这种活动?”于是他和依德里在脸书、推特号召,打铁趁热,召集到三五好友就成立了。
“如果我们花一周出来讨论,再一周来筹备,士气就越来越低,可能办不成了,倒不如说到马上做到。”
哈菲祖汀强调,办街头书坊是不花钱的活动,因此设立图书柜,他们向联昌银行申请基金资助,柜子里的书则向大众募集。举办文化周,他们自发到俄罗斯、日本、印度、法国、德国等大使馆谘询,最终俄罗斯和法国大使馆回复能提供的资源。俄罗斯大使馆把当地文化物品带来街头书坊展览,也教导一些基本的俄语,晚上在公园附近的帝帝之家(Rumah TITI)放映电影。
“总之,谁有兴趣办什么活动,就由他或她去联系、进行,懂得设计的就帮忙绘制海报,擅长什么就做什么,不必觉得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