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飞机”这个词汇在80年代是街坊挂在嘴边的话题。

从字面上解读，即空降到别个国家；实则指远赴他国非法打工，俗称为“黑工”，从事劳力或不用太多专业技术的工作。

那个年代我国经济状况尚可，许多年轻人纷纷涌到大城市寻觅商机，惟就业机会不多。

想要寻找更高的收入或家境贫困者，纷纷向往赴外国工作赚取外汇。

他们是远走与返乡之间的漂泊者，拥有不一样的生命轨迹，却一心想要改变家庭和自己的命运。

不过命运没有为每一个人编写美好结局，有人返乡后发现家已经散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心里滋生慨叹。

回望当年跳飞机的决定，这份牺牲到底值不值得？

“那个年代，跳飞机是时势所逼。”头发灰白的冯天平今年53岁。年轻时家境贫穷，1992年跟随大哥脚步，乘搭跳飞机热潮到海外找第一桶金。不同的结局是，大哥9个月后从澳洲回马，而他一待却是10年之久。

做黑工是一段崎岖坎坷的长途旅程。如果可以选择，谁会远离家乡和家人到陌生国度生活。当时21岁至30岁的青年，对人生成就的定义是有事业、汽车和房子，想在几年内完成目标谈何容易。当年1英镑可兑换六七令吉，很多人无法抵御这种外汇诱惑，遂而远走他乡，前往英国、美国、澳洲、日本、纽西兰、台湾等地做非法劳工。

冯天平选择了日本，“我一心想要去看外面的世界。日本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最发达的科技，可以看到很多现代化东西。我希望可以学到先进的东西。”

刚巧他有一位从事科技业务的朋友A被派到日本工作，心想不如趁机过去视察寻求就业机会。呷了一口咖啡，他重新捡回当年的记忆。

那时的日本正值夏天，身上只有千多美金的旅游支票（当时约4500令吉）。他买了一张长达1年期限的“空机票”（open ticket）。机票上没置放回程日期，或许打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想要用上这张机票。

跳飞机，一条昂贵的路

1980年末，日本是跳飞机热门国家。直至90年代，热潮渐退，国人转而选择美国、澳洲和英国。跳飞机的开销一点也不便宜，当年一张“空机票”要价2000令吉。若用旅游签证入境，除了购买来回机票，还要预订东京当地的酒店，然而不会有机会入住。

想跳飞机的人一共要过两关，第一关就是移民局官员的眼神和质问。

“在日本生存必须学会日语，英语也不能太差。入境时，移民局官员会抛出很多问题，包括行程、住宿地点。偶尔会试探你，询问东京一天的消费约多少钱，有什么旅游景点等等，以杜绝跳飞机的伞兵。”

那个年代还有中介或兼职导游推出“包过关”配套，一个人收大约8000令吉。然而，谁又能真正保证一定逃过官员的法眼和质问？一切只能靠运气。

“中介是带一班人过去的，那么多人过关，风险肯定很高。”冯天平当时没有听信这种配套，自己做好路线功课和应付官员的标准答案。他从新加坡启程，当时整架飞机仅他一个大马人。

“有人告诉我这个方法，越多外国人乘搭的飞机，越可以降低被盘问的几率。如果太多大马人，日本官员会在机场抽样拦截。”有些人侥幸逃过，但一旦捉到就会马上要求乘搭下一班飞机回国。

顺利走出机场后，要迎接的第二个挑战是在当地找工作。

在东京地铁站找工

出外靠朋友是至理名言。他抵达日本后联络A，在A的家住了两个月，并积极向A学习日语，间中也兼职各种工作，及寻找合适并价廉物美的住宿。所幸他顺利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日本工业在90年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建筑业劳工。当时失业人士和非法外劳会聚集在东京都新宿区高田马场及大久保地铁站找工作。

“日本工头会过来选人，用日语问在场的人有什么技能。一些听懂日语的人就站出来替他传话，如对方要5个泥水工人。工头看了一下，点了5个人坐上他的货车就离开了。”这种找工形式称为“baito”，意思是兼职。由于工作不固定，结束后又变回失业人士。

首两个月，冯天平每天早上穿好御寒衣物，清晨5时抵达那两个地铁站等候。现场有伊朗、巴基斯坦、菲律宾、中国和大马外劳，有些站成一堆，有些蹲在一旁小歇。如果高田马场站没有工作，他就要赶快走路到大久保站继续等。

“每份工作名额很少，但在那里找员工的日本工头也很多。”东京一共有23个区，有些工作地点太远，搭一趟地铁就要2小时，如果工资不高就会马上放弃。

“因为工作完了，你要回家，工头不一定会载你回，必须要自己搭车或地铁。回到宿舍已经是凌晨一两点了。Baito工资一天大约8000至1万日元（大约250令吉），如果车费来回超过1000日元就不值得了。”

后来在新朋友介绍下，他认识了一位大马工头，就随同几十位跳飞机的人一起担任建筑工人。找到工作也意味住宿问题已解决，当时的工作提供住宿，每个月再从薪水扣除房租。

救出被卖身的同乡

东京这座城市很繁华，一个又一个外籍劳工在这个绚丽彩虹背面书写着一段辛酸。“很多非法劳工都在当地工作，当地很多年轻人不做那些（劳力）工，变成我们去顶替这些工作，像清理下水道、垃圾、建筑和餐馆捧餐等。”

冯天平到日本不久，就得知一名亲戚被介绍所“卖”了，俗称卖猪仔。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顿时觉得无力，也求助无门。他只能和那位亲戚通过电话谋划，拟出逃生计划。据知，他的亲戚和一些人被骗后送到偏远的山区工厂工作。周遭人烟稀少，只有一间工厂，想逃走必须要有充沛的体力。

“他已经被人‘卖’了近半年。我对他的工厂地点也毫无头绪，要逃走就必须要有钱。”这位亲戚听取冯天平的建议，向老板谎称要钱买香烟，趁机出外到邻近搭地铁逃走。那一天双方联络好在东京车站等候，冯天平一直等，直到看见亲戚与几位大马人的身影出现。之后他引荐给大马工头认识，总算安顿好他们的生活。

为自己，再度重返日本

从1992至1997年，他从事建筑工作。由于好胜心很强，比别人勤快且好学。他花了两年学习相关技能和基础功夫，在第三年获得老板器重升为工头，底下管理十多人。“在那个环境下生存，就要掌握一门技术，深入了解变成自己的专业。”

当时一天起薪为7000日元，成为工头则加薪至1万8000日元。他不定期寄钱回来，平均三四个月一次，每次约1万令吉。谈到家庭状况，他不愿提起太多。当他在日本移民局自首后，返马发现从日本寄回的钱都花光了。最后父亲不忍看见孩子身无分文，自掏数千令吉给他。

“那种心情难以平复。你以为什么都比不上亲情，最绝的也是亲情。他们花完了，宁可不要见我，回来只见到我父亲。”冯天平注视着咖啡杯，静默几秒后，缓缓说出对家人有些许失望。

随后他前往霹雳工作两年，1999年再次飞到日本工作。有些人回国之后再次到别的国家跳飞机，宁可不回来。冯天平当年为了这个家毅然跳飞机，这次再去日本则是为了自己。这次他很快找到一间出版物装订公司工作，这是一个全新领域。

“当时日本装订公司很多机器已经自动化，只有两个人负责调度机器，配合书本大小、不同磅数的纸张或厚度，上书背胶或装钉。”好学的他每一次都全力以赴完成职务，第3年被委以重任，开始负责整间公司的机器操作。

我以为老板会替他申请合法工作准证，但他摇手说，那个费用太贵了，加上本身没有任何专业文凭学位，所以作罢。他可以选择与当地人结婚及申请居留证。不过，他以在日本工作的朋友为鉴，虽娶了日籍太太，却始终无法融入日本人的文化。“他们开家族会议，虽然你是女婿，也是不能参与的。”这位朋友曾对他说，在日本终究没有归属感，只有回来大马才是最开心的。

回家，家散了！

在日本生活并不是想像中美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染上赌瘾最后一无所有，有些家人将对方辛苦赚来的钱花光；有人去了日本变心，导致妻离子散；有人护照逾期了也不要返马，甘愿做黑工。因为他们担心回马找不到工作，每天对自己说，再挨多10年，再多5年，尽可能存多一点钱。

“很多人回马是不想工作，希望做老板开咖啡店。不过到最后都亏欠倒闭。”他也想过创业，例如日本自助洗衣店在20年前已经流行了。2004年，他回马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不敢贸然创业。直至近5年大马才陆续引进新式自助洗衣店。他有些感叹地说，如果当时敢冒险，看准这个商机的未来，就有一番成就。

冯天平坦言，没有赚到第一桶金，回马后在一间制冰厂工作至今，由司机慢慢挨到经理职位。“没有说后不后悔，我也是在那里学到很多，最基本我学会了日语。”

“我还没离开之前，一切如故；回来之后，整个家庭已经散了。”他一声叹气。

家，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离散和留有余音的寂寞。

【日本跳飞机●东京●开启一条没有后路的黑工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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