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看看，时光倒回十三四岁的青涩岁月（又或许你正值这个年纪），是否热衷于某件事，从中得到很多赞赏，因此觉得优越、满足。比如，认真努力读书年年得第一；专心发展课外活动跳街舞、打篮球、玩乐器；还是称霸网络游戏世界，“吃鸡”、“打怪”很在行…………

飙脚车少年同样在追求满足感，他们挑战极限，达到成就感、刺激感，收集众人目光。只不过，他们选择了相对危险的活动。

惨案发生，那些逝去的生命并没有成为全国各地飙脚车少年的教训。我们遗憾，四处仍见这些少年俯身骑着蚊型脚车在路旁溜达，在大道上飞驰。我们疑惑，为甚么这些青少年无法分辨安危，他们的脑袋瓜里到底装了甚么想法？

临床心理师王淑贤与注册心理辅导员司徒伊华从科学角度分析这些少年的明知故犯心态，与人类神经生物学模型（Neurobiological Model）中的认知控制系统（Cognitive Control System）以及社会情绪系统（Socio-emotional System）有关。

司徒伊华解释，认知控制系统负责规划、抵制诱惑、衡量风险回报以及自我调节；社会情绪系统则对奖励和情感刺激无意识迅速反应。然而，在成长过程中，社会情绪系统随青春期（约14岁起）成熟发展，认知控制系统则慢很多拍，直到约25岁才发展完成。（请参考右边“神经生物学模型发展”图表）因此，正值青春的青少年容易对外在奖励和情感刺激起反应。当受到影响和诱惑，尚未成熟的认知控制系统无法让他们理性衡量风险与回报，无法评估各种讯息，也无法抑制追求刺激的冲动。等到25岁左右，认知控制系统与社会情绪系统皆成熟后，他们才更懂得自我调节与抑制冲动，是以大多数成人会减少从事风险行为。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同伴的影响。”王淑贤强调，青春初期青少年对同伴的影响最为敏感，尤其在14岁左右达到高峰。这个年纪的青少年，更重视同伴的认同，从而得到奖励的快感，因此注重同伴的看法意见，甚至在考量是否参与风险行为时，视作决策考量。因此，当周围朋友都从事风险行为，为了得到认同，青少年也会跟着参与。

透过训练
培养自我调节能力

当惨案发生，飙脚车活动仅沉寂一时。不久，在同样地点，甚至是死伤者同一交友圈的青少年又卷土重来，更不用说在其他州属，远离惨案直接冲击的飙脚车少年。

司徒伊华表示，由于青少年认知控制系统发展不全，无法适当判断风险，以致他们常有虚假判断，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且强烈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惨案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又与认知控制系统中的自我调节（Self Regulation）能力有关。

自我调节有助控制社会情绪系统的冲动，作出抑制或约束的反应，从而调节行为。过去的研究显示，自我调节能力较低的青少年，更倾向参与危险行为，如吸烟、性冒险、酒后打架或酒后驾驶等。司徒伊华强调，自我调节能力因人而异，例如受家庭影响，父母若能良好控制情绪，也能间接影响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

其实，自我调节能力可以透过训练培养。例如，透过“意象放松法（Imagery-focused Relaxation）”想像舒适的环境如沙滩，试着专注放松和深呼吸，平心静气，慢慢控制情绪。每个人适应的训练方法也不一样，并非一招打天下。

像是王淑贤辅导过的一名飙脚车少年，他也从事其他危险行为。经辅导后，他的自我调节方式是在生气或情绪高涨时先喝一口水，让自己有空档冷静下来。王淑贤说，也可透过逼真的情境扮演，找出适合的自我调节方式，但要注意，扮演时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处境。

另一方面，有研究显示，青少年（尤其是13至15岁间）容易接受不确定的情况，也较少主动咨询更多讯息来评估状况。这也说明，为甚么即使政府、校方或大量宣传反吸毒、反飙脚车等危险行为的资讯，青少年还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王淑贤点出，这些反危险行为的宣传资讯，往往都以成人角度去设计，然而青少年的想法确实和成人不同，这些资讯甚至可能带来反效果，让青少年看了觉得，“那么多人都去飙脚车，似乎很酷，那我也去飙。”

德国心理学家赫特维希（Ralph Hertwig）提出，应把青少年的思想状态纳入介入治疗（Intervention）的设计中。比起大量图文资讯的宣传，让他们透过虚拟实境（VR）来体验冒险行为的后果，可能更有效。

亲子关系大危机：训导式教育易引反感

透过心理学分析，我们得知青少年热爱飙脚车，或者从事其他危险行为是出于追求成就感和刺激感，那为何又有很大部份的青少年选择从事相对正常健康的活动？

王淑贤和司徒伊华坦言，每个人的成就感来源不同，有人学业成绩标青，有人热衷于街舞，也有人拿手玩网络游戏。这和生长环境、地点有关。城市地区的青少年，资源丰富，若要寻求刺激，大可花钱到一些极限运动场所，在安全的环境下体验刺激快感。但是对于低收入群体或者郊外、甘榜的青少年，他们的资源和选择相对少。在有限资源下，街道变成游乐场，自行改装脚车带来的成就感更大。

飙脚车活动可说是一种社会问题，要阻止青少年从事风险行为，王淑贤和司徒伊华认为，父母、师长、政府，乃至普罗大众都扮演一些角色。

司徒伊华指出，亚洲父母的教育方式通常是独裁型，即过于严苛，认为孩子就该完全听从父母的话。然而，当孩子进入青春叛逆期，自我意识日益增强，往往会迫切希望摆脱父母的监护，不希望被当作小孩看待。在这阶段，“训导式”的教育方式反而容易引起青少年反感。

“青少年常常有‘你不了解我’的心态，这是因为亲子关系从小就建立，如果父母一直作风独裁，孩子到了青春期容易变得不听话。”司徒伊华建议，采用权威型教育方式，亲子间凡事有商有量，青少年会觉得被尊重，比较愿意与父母分享。如此一来，父母在青少年心目中的分量等同于朋友，在面对朋友邀约参与危险行为时，也会把父母的意见纳入考量。

“父母也可以引导孩子管理情绪，例如生气时深呼吸数1到10，想像危险行为的后果，再慢慢引导解释。”当然，父母本身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否则容易有反效果。

教育方面，王淑贤建议，校方可以定期安排一些校外活动，带学生去远足、攀岩或划艇，在安全的环境享受刺激和快感。同时，提早在小学阶段就培养孩童调节情绪和控制冲动的能力，例如透过“好行为游戏”奖励表现良好的学生，减少他们的破坏行为。

她也认为，警方应加强巡逻监控飙脚车少年的活动，相关部门也可教导父母适当的育儿技巧，帮助父母建立良好亲子关系，劝导青少年远离危险活动。

“惨案发生，民众也应避免责怪家长或任何人，因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也应和执法部门合作，每当发现非法骑车活动，应通报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