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道刚从神学院毕业便被分派到乌拉港服事。初到乌拉港时，他三十二岁，还未娶妻。他那黝黑、光滑的脸庞透露出不经事的孩子气，可整个人永远是直挺挺的，倒也像个正儿八经的男子汉。因为要专心事奉上帝，传道人几乎都生活简朴，杨传道也是，永远是那几身衣服，粗茶淡饭，好似唯有这样，人才能清心寡欲些。

过去那个来镇上拓荒的老传道人欧约翰退休离去了，杨传道接替他所有的工作。从处理教会大小事务，到打扫会堂、探访慕道友，无一不是由杨传道一人包揽。好在总有热心的教友，经常会帮杨传道做事，替他打扫、给孩子上主日学，还有挨家挨户派发福音单张。有时候那些热心的教友会笑说杨传道缺的不就是个师母，有了师母，担子就会轻省多了。可杨传道总是一脸腼腆，说他要专心事奉耶稣，他属于教会，教会是耶稣的新娘，他也是。

乌拉港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教堂，信徒们的聚会所是一间空置的店铺，杨传道就住在二楼。教会隶属于城里的卫理公会，几乎所有经费都从那里来，所以杨传道经常要到城里向干事们汇报工作。聚会所很简陋，只有一张讲台、十几张长条凳、一架钢琴和一堆《圣经》、圣诗本。主日学的教室要好些，桌椅上画着挪亚方舟，还有一面贴满了学生作品、照片及告示的绿墙。

周日早晨，杨传道开着面包车，挨个去接学生和那些行动不便的老教友。那辆面包车很神奇，虽不是特别大，但杨传道每次都能把七、八个小孩和三、四个老人塞进车里，然后一路听着引擎的嗡嗡声，悠悠地奔向聚会所。镇上信教的人很少，统共也就十几个，再加上主日学和少年团契的学生，那就有二十来个了。孩子是因为想吃糖，所以才兴致勃勃地跑来上主日学；少年人则是想借着参加团契认识新朋友，要不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坐在硬邦邦的条凳上听杨传道讲天国的道。

其实也不是没有认真信的，像港边婶、建忠、佩玲和佩珍姐妹俩就算是虔诚的了。港边婶是镇上最早信教的，她和她一家早在欧约翰传道还在时便信耶稣了。建忠、佩玲和佩珍是杨传道带到教会的，是他在乌拉港最早开花结果的福音种子。

从前我相信我的家族一直流淌着福音的血液，早在我外太嬷还住在马六甲时，我的家族里就有很多信耶稣的。可能那时候的日子很苦，人比较容易遇见上帝。但天国的门总是窄的，这一条路走得也很艰辛。我外公不信耶稣，信大伯公，所以也不许他的妻儿信耶稣。二舅是他家里最早对外宣告他的基督徒身份的。外太公过世时，他坚决不执香跪拜，结果被他阿爸当众用木棍狠狠打了一顿。

我在十二岁那年被二舅带到聚会所，坐了整整一个上午，听那些教友唱赞美诗，听杨传道布道。我已记不清当时杨传道都说了些什么，却永远无法忘记他唱圣诗时的样子。那张脸格外地疲惫，泪水不住地流，却还是掩盖不了从凹陷的眼窝里所流溢出的坚定与喜乐。凡泪水流经之处都成了清澈的一片圣地，容不得一丝污浊。

我阿爸总说杨传道传的是洋教，我们华人不可以信。塔信拿督公和关公，说那才是中国人信的，中国人要有自己的信仰。他在私下里称杨传道为“洋教人”，说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先，背叛了中国人的信仰。但阿爸很爱面子，每次杨传道来我们家，他还是改口称呼他“杨传道”。

杨传道探访慕道友时总是穿得很朴素，白衬衫和黑西裤虽很旧了，倒还干净、笔挺。阿爸给他沏上一壶铁观音，便坐在躺椅上听他说话，先是唠家常，然后便讲耶稣在世时的故事。我一直觉得杨传道不是个擅长说话的人，每一次看他说话，他手里都攥着一条手帕，边说边擦汗，手帕放进裤袋里，不一会儿又掏出来擦汗，一直擦，一直擦。做传道人其实和做营销员很相似，都是在传讲自己坚信的道理，只不过一个讲的是地上的事，一个讲的是天上的事罢了。我阿爸对传道人和营销员一样客气，都是一壶铁观音、一盘花生地招待，有的没的瞎扯几句，等客人走了以后才开始骂，骂人不务正业，不识好歹。

度日如年。唯独上帝看千年如一日，垂眉低目，所有可见或不可见的皆终将湮灭。所以杨传道说他想要抓住永恒。如果不是因为经历上帝而早早的就看透一切，他是永远想不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的。

正是因为如此，杨传道他能够对乌拉港的人如此不舍不弃，一日日目睹那些和他同样也有着破碎心灵的凡夫俗子疲命于这座漂泊之孤岛。当阿添、发仔他们因为闹事进了警局，他也还是锲而不舍地进进出出，一直对着警察哈腰赔罪。那些年，阿添他们流行嗑药，没钱的就喝咳药水、吸强力胶，一帮人没日没夜地泡在游戏厅里，玩街头霸王，都把自己当成隆，拼了命地想干掉魔人维加。

黑暗王国永远深不见底。只有那一台台矗立着的机器会发光，紫绿红黄，那是丛林中蹲踞着觊觎浮生的猛兽，伺机待发。仿若一具具吸血僵尸双目布满红血丝，阿添和他的亡命兄弟猫着腰，齐齐向魔神巴力行跪拜之礼。魂灵为祭，荒人们耗尽于此，是终究逃不过的宿命。所幸杨传道不相信命，是逆命之子，所以可以自由出入那黑暗的国度，普度众生。

只是殊途不同归，阿添他们永远无法走到上帝的光之国。太太薄弱了，杨传道的声音。

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幼年之时被上帝呼召，无论耶和华差遣他到哪里、说什么，他都不能，也无能违命。四十年，耶利米亲睹圣城耶路撒冷沦陷，以色列民以巴力为上帝，吃自己所栽种的果。耶利米哀恸，昼夜哭泣。史书上说他最终客死埃及，再也不曾回到故土亚拿突城。

在乌拉港，四十年是好长好长一段时间。英国人走了没几年，老传道人欧约翰来到乌拉港，一住便是二十二年。漫漫二十二年，老传道一共主持了四场丧礼和一场婚礼，还为港边婶一家人施洗。离开乌拉港时，老传道留下了福音种子让杨传道去灌溉、收割，杨传道兢兢战战，以布道所为家，和乌拉港的人一起过年过节。

除夕夜，一枚枚夜旅行闹哄哄飞腾，跳跃，绽放，而后悄无声息地陨落，沉寂。杨传道先在港边婶家里吃团圆饭，而后挨家挨户去探访。港边婶很老了，老到碰不得锅碗瓢盆，所以她的儿女给她雇了女佣，照看她的起居饮食。印尼女佣做得一手好中餐，一个人在厨房可以做出七、八道菜来。港边婶他们是大家庭，每年除夕夜，家里四世同堂，女人在厨房，男人在客厅，小孩子到处跑。邻家几个印度小孩也来了，杨传道陪他们放鞭炮。劈啪响的炮竹吓得小鸡四处逃窜，Rajes和Kalithas兄弟俩去追，追到便拿椰壳朝小鸡一扣，铺天盖地的幽暗霎时把弥漫缭绕的烟雾切断。

他们每回都以老鹰抓小鸡为句点。自然是杨传道当老鹰，他最高，扑腾双臂作势要捕猎的模样，真真叫母鸡和小鸡措手不及。当了老鹰再当母鸡，杨传道总也有将两个角色扮演得出神入化的能耐，他是真心乐意同孩子玩的。游戏的结局总是小鸡们落荒而逃，留下杨传道和女佣两人扫一地的鞭炮屑。越是入夜，乌拉港越是热闹，镇跃变为城，一座不夜的东方之城，璀璨明珠，把整片整片的黑暗都吞噬了。杨传道一边扫，一边听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时而抬起头来，望着一朵朵于黑暗幕布上缤纷起舞的烟花。

他有多久没回家了？

泪眼先知耶利米流离失所四十年，史书上说他最终客死异乡，再也不曾回到故土亚拿突城。

我无数次在脑海里演绎耶利米与杨传道的邂逅，听见他们唏嘘的对话。每回杨传道都气若游丝，弱弱的。杨传道他不敢目视耶利米，怯怯的眼睑沉沉地垂着，活脱一尊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耶利米侧耳倾听，听杨传道说话，微笑点头，同样也在回避对方的目光。宛若一对亡命鸳鸯，他们依偎着彼此，相互从对方身上撷取星星火花以取暖。

只是这样的美好时光从来都只在梦中出现，在我微小若蝉的虚幻世界里，那一方天地独独容下了耶利米和杨传道那两个注定亡命天涯的天国浪子，任凭地狱之火不断熊熊燃烧，天国的孩子终归是幸福的。

那些年日，我看见杨传道的身影默默流窜于聚会所和乌拉港的街头巷尾，他其实总是独自一人，除了那辆面包车和手上的《圣经》，仿佛就没有其他的了。

不吹季候风的日子，整座乌拉港格外地安静。云淡风轻，乌拉港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撒网、补网、晒咸鱼。我们会跑到秀玉家，站在桥头喊蹲在桥尾摆弄咸鱼的秀玉，未等秀玉把咸鱼安置好，就拉着她，一路嬉笑、晃荡着走到杨传道在聚会所二楼的家。那是星期三下午，杨传道在家开查经班，给我们讲《圣经》。我们几个是常客，一边喝着杨传道沏的酸柑水，一边听他说话。几乎每堂课只有我们四个人，偶尔会多一两个，围坐在掉漆的木桌旁，在呼呼响的空调机底下听道。

杨传道依然是一手攥着手帕，一手翻经书，不停地冒汗、擦汗。秀玉是最认真的，每到一处不明白的地方都会向杨传道讨教，是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经常一脸的疑惑。建忠若是来，那木桌上的漆皮便会又剥落一片，他总是漫不经心地听课，右手食指像一条在沼泽地中挣扎的曲？。很快深褐色的木桌将会蜕皮，变成新的了，杨传道笑说。

一圈圈的生长轮隐藏在漆皮底下，若剥揭开整张漆皮，会发现每一个轮都在围绕着过去的那个轮，一圈圈、一层层向外扩散，蔓延至树干的悬崖边，然后消失。鱼也有自己的生长轮，在鳃盖骨、背鳍棘、耳石或鳞片上，同心的环纹，动物和植物都在不约而同地将它们生命的符码摊开在人类面前。那是在提醒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吗？小心翼翼地，像呵护飘浮于空气之中的水泡那般，我们命若琴弦，脆弱不堪碰击。

那还是在阿勇仔的葬礼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阿勇仔死在乌拉港的海底之下，随波逐流，和塑料袋、几株零落的海藻一起被冲到了岸边。几乎所有的乌拉港人都参加阿勇仔的葬礼，葬礼上道士超渡亡魂，香烟袅袅，阿勇仔的阿妈“我的仔啊，我的仔啊”一声声地喊，整个人差点哭昏。我们绕着阿勇仔的遗体，一步步地走，小心不让身体触碰到灵柩。戏台上的戏子婀娜翩跹，唱着人们听不懂的戏，几个老人坐着听，小孩们迳自在戏台底下嬉笑、玩闹。我们几个和杨传道也坐在长板凳上看戏子表演，一边看，一边笑戏子的表演太做作，鬓角贴得太低。那一晚，我们迟迟不归家，在阿勇仔家喝红豆汤，听杨传道讲他小时候的事情。

那是我在乌拉港度过的最难忘的夜晚。我们分享着如樱花般短暂生命里的一段静好时光，在死亡面前吟咏璀璨似花的生命。许多年以后，身处遥遥世界另一端，我曾多次忆起那个夜晚，惊觉它依然如此温柔，这般地触动心弦。

只是后来我听我阿爸说杨传道不在乌拉港了。他说杨传道回家娶老婆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