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届全国大选尘埃落定，立国以来60年连续执政大马的国民阵线败选，由4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取而代之，整个选举与政权交接过程虽有干扰，但总算是无暴力和平的，堪称民主国家政权交接的良性示范。大马这次大选最突出的效果，显示出多元民族马来西亚人的集体骄傲，展现在这种族与宗教课题众多纠结的国家，当面对国家命运前景与个众利益大是大非取舍下所作出理智的政治抉择。

事后论者的一般看法认为，推倒国阵的最后一根稻草，看来莫非影响民生极深又广的所谓6%消费税的施行。然而更关键的导因（也是敦马东山再起的激素之一）应是贪污当道与破纪违法所形成的恶果。由于严重贪污文化所衍生的公私不分、权钱相授和公财私用等恶行的扩散，使过去大马经济发展初具规模的成果和亮丽前景更动，顿失重心与期盼渐失之余，这种对人性因素出错的失望，亦是促使人心思变的短程动因。

选前与选后一系列预料中但却又预料不准的真相，更令大马人叹为观止，这当中国债规模的空前庞大，着实使人大惊失色。据新政府首相敦马的报告，当今国债已逾1兆亿令吉（相等国民生产总额的65%）。此话一出，敏感的股汇两市反应激烈，应声而跌也同时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从对外公布的各项应对方案看，新政府应变止血之道，主要集中取消看来效益不大又耗费巨资中短期对国不利的浪费型投资（像耗资700亿令吉兴建的东铁和更昂贵耗资上千亿的马新快铁计划等）。与此同时，节流之余的开源方法之一乃成立一个所谓大马希望基金，通过民间自愿的捐助，来减缓国债的重重压力。

想当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为了协助政府渡过汇率与贸易波动的难关，当时民间也自立自发启动所谓购买国货运动，以示国民爱国之具体行动。这次的国难与当年亚危背景完全不同，严重性也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爱国是通过促销国货减少外汇流失的有限作为，今次的爱国除个体量力而为之外，还增添了一层救国的深层含义，只因庞大无比的国债，大则影响国家荣哀的命运，小则祸害子孙代代。

设立大马希望基金消息宣布后，能在短短24小时内筹得700万令吉捐款不足为奇。然而小市民虽爱国心切却财力有限，对达至轻减巨大欠债的国难实际作用不大。我认为当前设有大马希望“爱国”基金之余，亦同时设立大马希望“救国”基金，以达相辅相成之效果。两者之差别在于“救国”的献捐者圈定为大企业与大财主及一些官联机构以及领反常高薪的特权阶级，目标锁定与前朝政府有特殊商业关系的公司与个人，这些一般靠政商利益结合而非公平竞争夺利的公司或个人，基于财雄势大，他们的救国力量绝非一般市民可比拟。

若再要求这些大企业救国的底线为5000万令吉，大富豪个人的捐助为500万令吉，双管齐下的措施，小市民的爱国连同大企业大亨的大手笔救国或曰报国双双出笼，相信对消解大马国债危机，虽言非一劳永逸之举，但至少在减轻债务承担方面有立竿见影之良效，届时新政府松了口气，救国者不管源自大企业或大老板，也做了有益国家的事，意义深远又何乐不为呢？

不知，马来西亚人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