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里斯多德说，人类天生是政治动物，他并不是说我们有某种生物冲动或本能，驱使我们参与政治，而是因为我们掌握了语言的能力。人类之所以为政治动物中最优秀者，原因是人有特殊的理性言说（logos）秉赋，唯有人类可以凭藉言语来判断事物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换句话说，惟有人类可以对是非善恶与利害得失进行反思，人们通过语言的表达与意见的交换，成为最善于经营政治生活的动物。

Logos包含了两种人类的特质即求知的能力和辩论能力，这造就logos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其属性必然包含政治生活。人们用理性言说的本能来思考并陈述自己、说服他人甚至陈明义利以求共善之达成。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论及古代雅典城邦时指出，“以政治方式行事、生活在城邦里，这意味着一切事物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公民共同体是一个言论代替血腥、决策行动代替复仇行动的地方，言说讨论成为公民在公共领域内的行为方式。

政治共同体是人类为了追求共同目的而建构的一种团体组织，政治共同体之所以可能，必须先假定共同体成员对共善与德性有一致的共识，并且必须戮力培养德性以促进此共善。

人们结成共同体不仅仅只是因为语言能力，在享有特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的基础上人们造就了共同体，是因为一种特定的，关于正义与不公的共同概念造就了一座城市。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第一卷中阐述了城邦和所有其他共同体的关系，家庭、村落等共同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为了自身必须和利益，而一旦城邦出现后，共同体的性质和目的便有了根本的变化，城邦不再仅仅限于个人生活之必需，而是要实现好的生活。“在所有团体中都必然存在着友谊与正义。人们会把同一条船上的旅客、军中袍泽，以及相似之任何同一团体者都视为朋友。团体有多广，友谊就有多广；正义之于政治共同体亦然”──这句话出自亚里斯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对亚里斯多德而言，维系政治共同体不坠的两大德性正是正义与友谊，城邦里的公民就像手足般，人们组成政治共同体不仅只为活下去，还要活得好，亚里斯多德相当强调共同体成员必须尽一己之力贡献社会的精神，由此而交织出互惠互助的群体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科学主要包括政治学和伦理学。伦理学的任务在于说明如何通过个人美德来实现个人幸福，而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说明如何通过城邦治理来实现城邦幸福。由于城邦幸福高于个人幸福，因此广义的政治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以伦理学为出发点，伦理学以政治学为最完善的德性展现，这两门学问贯通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政治观。

当然，政治与伦理不分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个可怕的立场，另外，依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有极大限制的，即只限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封闭了其他人群过上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再加上其将友谊视为联结共同体成员的纽带虽说是一项值得重视的观点，不过或许这只适用于人口稀少且成员同质性高的城邦国家。对现代人口规模动辄数百万甚至上亿的现代国家，要求每个成员彼此认识恐怕是不切实际的事。

20世纪90年代起，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经历审议的转向，亚里士多德这种伦理与政治结合的思想与审议民主的主张是相通的，他主张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强调以“言说”而非暴力来行使决策，主张参与决策的公民要有德行。所以，有学者认为当今热门的审议民主复兴了亚里士多德古老的审议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将公民的德行和参与政治与否相互连接，强调政治有最高的善。亚里斯多德伦理政治理论所提供给当代人最宝贵的反省资源便是伦理目的与政治运作的紧密结合。当人们在感叹当代生活伦理层面的匮乏之时，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或可当成借鉴，让我们看到这世上曾经有如此不同于当代的思考方式与政治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