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十二天，也可以喝补酒了，把它视为药，而不是酒，应该没有问题。何况大拇指那么多，以热水温热了。文家宜，白马熙兰喝得下，但廊酒就嫌太过浓，太过甜，虽然加了水：这才是真正的喝药。所以她有时只喝了一口，就偷偷的交了给我。

临睡前，陪月以伯爷婆油为她按摩肚皮，之后以一匹布紧紧地缠住她的腰身。

这是她告诉我的，因这整个月，我都睡在大厅的沙发上。大女睡在她身边，陪月则在地上。白天陪月午睡，我会进去，一阵焗热迎面袭来。我就躺在她身边，抱住她，在她耳边厮磨。

我要。

我也要，但不是现在，再说，只要再等一个多星期。

她就不依。又要花许多唇舌来说服她。

满月终于到了，荣伯在金龙再摆了酒席，毕竟是第一位孙子呢。姑婆婶姨一方面塞手镯或脚镯到大女的怀抱里，一面想逗她笑。她扁着嘴，双眼泛着泪光，但没有哭。也有许多人恭贺我妈，我妈只是见牙不见眼，那两颗金牙闪闪发光。

过后回到娘家，搭了许多棚，安放了许多桌子椅子，还烧烤一整只羊。

来到十一月，我开始忙着。我第一次监考，剑桥高级文凭试，而且还是主监考官。我花了几个下午把每一场考试的考生之编号与名字都逐一写在纸张上，好考核每人是否有到场。我小心翼翼的，还是出了差错：遗漏了唯有一人参考的美术理论试。过后发现了，请教教育部官员，他劝我责问那考生。正所谓恶人先告状，还蛮受用的。考试前，还要抽出一天向所有助考官简报基本情况。考试正式开始时，还是手忙脚乱。为了担心，睡得不安稳，七点未到就到了教育局取考卷，就直接驾车去监考学校。

每堂考试顺利进行时，我会让四五个监考官之中的一两个到食堂吃茶点，免得食堂承包者把饮食捧进考场。那人三十出头，偶尔会跟我们坐在一起，闲谈中会不觉意的咒骂番那。

我依然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虽然，也可能因为，教历史，我对即时发生的一切都茫然无知，都不够敏感。原来槟岛在一九六〇年代，笼盖在经济不景气中。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的成立引起苏卡诺的对抗，槟岛与苏门答腊的贸易断绝，而二巴仙附加税加在由槟岛转运的印尼货物，更加是碳上加柴。生意少了，薪水也低了，工作也少了。火上加碳的，一九六七年，槟岛的自由港地位被取消了。影响可大咯。更加上自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后，大马自行铸印本身的货币，新货币以黄金为基准，来代替北婆货币委员会铸印的货币。这旧币是以英镑为基准。暂时这两种货币价值相同。但一九六七年六月，英政府把英镑对美元贬值十四点三巴仙。东姑乘机把旧币对英镑和新币贬值十五巴仙。于是林建寿的劳工党筹划一个和平的，消极抵抗————罢卖（Hartal）。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有两科要考，但因为是星期五，安排的是比较少人考的科目。所以早午我都只安排我和另一位监考员。早班的可能是郭同事，监考多次，有经验，特意要求他来帮助我。十点多，吃茶点时，食堂承包者告知我们Dato Kramat的联邦戏院已发生暴乱事件，可能还死了人。我以为是个单独事件，没有放在心上。回家吃午餐时，安娣叶跑过来问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我说没有，安心的吃饱，又驾车去考场。白马熙兰还有孕假，跟着我出来，叫我小心。因考场离大路很远，草场旁是教员宿舍，一切安安静静。考完后，载着考卷去教育局，发觉回家的工人，都成群结队地踏脚车。回到家，白马熙兰说电台已颁布紧急状态和宵禁。即刻去杂货店，展示货架已空无一物，只有一罐小小的沙丁鱼。明天才是星期六，才是采粮食日。

幸亏奶粉足够，好像有预感似的，上星期买了半打，是赊账的。白马熙兰当时还不以为然：为什么买那么多？我答：又番那又支那的，被叫来叫去，就怕会有骚乱。另方面，左邻肥子满的老父送了一打鸡蛋给我俩。肥仔满是我的学生。他的大家姐是一位日间师训班的教师，薪水低得可怜，却要养活老爸，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肥仔满时常去找神父，无非为了想吃饱。

从满吉星处，了解了暴乱的来龙去脉。原来不是每个生意人都赞同罢卖。于是党员，流氓，私会党徒，华巫都有，组织团队去规劝商家遵行劳工党的行动。有些团队，仗着人多势众，又受着日本手以来的粗暴风气，把紫罗兰百多个早餐客驱赶，再砸烂了其家私和桌凳。还有其他两间高楼馆都被砸烂。巴士车都停驶，因为团队的多方阻扰。有一团队叫停了巴士，把乘客赶下来，再试图推翻这辆巴士。暴乱开始染上种族色彩，乃因某个团队企图阻止某沙爹小贩售卖，而被他和其同族驱赶。不久这班人在别的地方被杀，再加上Tentera Shabilullah的参与，整个骚乱变成种族间之争。暴乱死二十七人，伤一百三十七人，其中三十二人伤势严重。联邦政府引进Sarawak Rangers，很快就控制了整个时局，但还拖到十二月三日才解除宵禁。苏琳自然而然的召集居民会议，提议成立睇更队伍，每夜分两班，早班从十点到两点，下一班从两点到六点。我傻傻地报名，每星期两次，因自愿参与的人数不够分配。第一组四人，包括苏琳，一位从未见过的印度人，行动不方便的谢先生（但喝酒则极快，侍者尚未转身就叫另一杯）和我，各人拿着两尺长的粗藤条，一只手电筒和一只口哨，就巡行住宅区的各街道以及庙宇后面的小巷。

星期一，没有通行证，硬着头皮驾车下去教育局，街道空无一人。考试顺利进行，只有一次几位兵士，踏了进来，在台上巡了一两圈，就扬长而去。另一次，交了考卷后，在回途中被兵士停下，车中还有亚都拉曼，胖胖的阿拉伯裔马来人。（过后欲交监考费给他，去了他家几次，他却去了阿罗士打二奶处，因二奶刚生了孩子。不耐烦之后，叫他大儿子冒签他的首字母。）

罢卖的暴乱，对我俩的日子没有什么影响，只是戒严后，在广东门街边印度报贩的小摊上发现有菜心卖，每斤却要价八毛钱。

日子就照常的过，白马熙兰上她的班，我投入学校的忙碌中。而不久，第二女儿出世了，非常安静的婴儿，第一次抱回家，大女把她从床上抱起，真担心不量力，把她跌在地上。不久，五一三发生了：我两个女儿似乎带来骚乱，但此次槟岛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愤怒已在罢卖时消耗完了。我又照样跟邻居们看更，听他们描述在首都所发生的一切。

三个月后，我们搬到新关仔角后面的双层排屋。日子如常而过。傍晚会带孩子去海滩，让她们玩水，玩沙，拾贝壳，甚至挖siput。晚餐后就会沿着海堤走，当时从Juniorate & Novitiate起，还是黄泥路。有时休假时，也会一早就带孩子去海滩，拾渔夫不要而丢在沙滩上的软壳蟹，回家用面粉煎得香香脆脆；而过后白马熙兰也会用它以水豆腐，咸菜，番茄来熬汤。伙食也开始趋向清谈，不再是煎煎炸炸，或辣得麻口的咖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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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〇年代，我俩面对着更严峻的考验。第一是计划生返个莳菇蒂。这不是因荣伯或我妈施压力。荣伯没说什么，其实也很少机会跟他交谈。我妈也没有提起。我也不着意：生男生女都没有什么分别。是白马熙兰自己醒目，不知从那儿听到华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而从哪一位同事讨来了清朝皇帝生男生女的图表，以及西方科学的生男生女饮食表。她现在的岁数生男的几率很高，而子宫液酸性特高，因此为了给生男的精虫更大的机会，我必须吃喝酸性的食物和饮料，而她则多吃多饮碱性的食物和饮料。而在酸性食物中，我唯一喜欢吃的是荞头，但为了配合她，只有硬着头皮。试想想，房事失去了多少性趣。三个月之后，我呃的一声，知道终于成功了，但生男或生女还未知。最后，男婴满月时，荣伯再次大摆酒席。

接下来的考验是经济上的。一九七三年，油盟决定对当年十月的Yom Kipper战事中以军事资助以色列的美国及其他国家采取汽油减输。汽油输出每月减少五巴仙，直至以色列退回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土地。当年十二月，对美国及数欧洲国家实行全盘的禁运，促成严重的能源危机。汽油价钱涨了七十巴仙。十二月，油盟在德黑兰开会，油价再涨一百三十巴仙；而对美国，荷兰及丹麦实行全盘禁运。油价翻了四翻。

接着是通货膨胀，而现在有家有子女，子女都跟父亲的族裔，简直变成月光族，以信用卡的预付来摊平上个月的开销，越堆越高。同时因为手无隔夜之粮，因此不敢下手买屋子。一九七二年时，澳洲空军开始撤离，丹绒武雅山边园的别墅，六千多方尺，只卖三万五千，首期五千可向银行借，以后以租金摊还。我当时认为离学校太远。一九七四年决定买时，单层半独立，已涨到四万四千。是隔篱的万阿里芬做代理的。一九六一年始建，开价才一万七千。

另一种发展是隐伏的，静悄悄，不为人注意的。

一队队槟大学生会到学校来，向马来教师或办公室人员，展示厚厚的A4纸张，罗列出哪些物品是halal，哪些是违反教义的。他们走后，打字员告诉我，她正用的化妆品是haram的，因里面有胎盘的成份。不久，时常在监督运动活动后，闷热得满身汗，会到咖啡店喝上一两杯啤酒的同事，忽然说有要事缠身，不能奉陪。而在开斋节提供啤酒的同事再不有酒了，也不解释。慢慢的，我们之间变得生疏了。在新关仔角大众餐馆卖爪哇面的末泰山，喝白啤或黑啤，牙叻杯中都插一支吸管。“Why this？”喝菊花冰和羔丕冰。说后，随着吐出的烟屁股，是句粗话。

接着，女人和女孩，忽然都包起头来。

拉赞同事问一位先修班同学：不会热吗？她回复不包会冷。

白马熙兰没有包头，虽然趋同心理压力很重。她改穿baju kurong，多了一分潇洒，一分飘逸感。我也逐渐受到宗教师频繁的造访：这是我早该预想到的。我已经抵抗了我妈的施压：做么冇神主牌？冇地主公，冇天神，冇大神既牌位，我可以冇相关。呢耐系祖先来个喔。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她。我妈最后也只好接受了：何况不时常过来，眼不见为心安。不过她还是让大女契了包公，因大女的性格很硬（照顾她的阿珍就时常骂她巴闭。）而小儿生在农历六月十八，也就契了观音娘娘。我俩也由着她。

但，对着这些宗教师，我会屈服吗，我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身心被囿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