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笑容亲切的老爷爷向我们走来。他身穿黑色长袍，举手投足都不乏绅士风度。他随手拉了把椅子在我们的对面坐下，接着面带笑容地对我们说了第一句话。

“我是强奸犯。”

我面无表情地掩饰着心里的恐慌，尽了最大的能力保持专业形象。即使第一天到精神病房实习，我也不想表现得像一只菜鸟。我清了清喉咙，开始了例行访问。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所叙述的事情超出了我和我同伴的理解范围。他说他是退休士兵，在抗日期间立了不少大功。他说他强奸了好几个少女，为了避免警察的追捕只好装傻进医院。偶尔我跟不上他故事的逻辑而听得十分吃力。不过他在说着这些事时显得十分兴奋，好几次激动得站了起来在空中比划。我们表面上看似冷静，实则受到不少的冲击，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试着保持安全距离。

访问结束后，我们碰巧遇见了他的主治医生。询问后才发现真相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原来他所说的都没发生过，一切都只是他的想像。

老爷爷患的是双向情感障碍，情绪经常会在亢奋和忧郁间徘徊。这十几年来一直都准时到医院复诊，从未缺席。但几个星期前，老爷爷突然没来例行检查。院方尝试联络照顾他的儿子，电话却一直打不通。直到几天前，老爷爷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地出现在急症室。目击者说他在大街上大喊大叫并企图骚扰路人。经了解才发现他早被他的儿子赶出了家门。

院方也给其他的孩子打了电话，但他们却互相推卸责任。没有一人愿意把老爸爸接回去照顾。对于医院来说，这是个相当棘手的个案。

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依然相当薄弱。社会对精神病病患的误解和偏见为病人和病人家属造成了无形的压力。许多病人家属因为承受不了这种负担而对病人恶言相向，甚至肉体上的虐待和抛弃。可家人的支持对病人的康复是最重要的。

几天后我们再到病房时，老爷爷不再像之前那么亢奋。他拿着一本写满号码的簿子到处向人询问。他说：“我想回家。可以帮我打电话给我的儿子吗？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人。可以帮帮我吗？”

这时身为医学生的我对我之前的反应和态度感到惭愧。如果连我们都把他们当成异类看待，那能帮助他们的还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