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目前为视障人士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机构，有槟城圣尼古拉盲人之家、新山伊丽莎白公主特殊学校和吉隆坡马来西亚盲人协会，但是上述学校均是以国语和英语为教学媒介语，我国并没有盲人华文教育系统。

如果有一天忽然失去视力，一切需要重新出发的时候，母语教学自然可以更快速地让人掌握生活技能和知识，因此柔佛州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开设的“读书计划————视障班”便成为一个另类的“学前班”，用华语教会盲人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可以顺利过渡到上述机构。

“学前班”的老师陈庆生是先天性全盲的视障人士，他在圣尼古拉盲人之家学会如何操作电脑及各种软件后，于2007年1月15日在双福成立“视障班”，主要教导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视障人士点字、基本国语和数学。

随后，他认为电脑其实是视障人士的一支笔，也是与视力正常者交流的方式，于是开始教他们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借此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

如今虽然他是本田车行的顾客谘询员，但依然风雨无阻地独自乘搭巴士，从峇株巴辖到双福为学生上课。

“我会教最基础的电脑知识，先教他们下载使用读屏软件。我们与一般人使用电脑的方式不同，一般人会用鼠标操作，我们则是用键盘来控制，速度上可能会比较慢。至于键盘的位置则就要全靠背了。”

他说，视障人士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因为现在无论是安卓或苹果系统手机，就已经内置读屏功能“旁白”（Voice Over / Talk Back），只要打开设定就能使用手机，“看”信息、“看”电邮，无需额外再购买读屏软件。

“我有两个学生是由于严重性糖尿病造成后天失明，他们都不知道原来现在有这样的科技能够帮助他们继续生活。”

让他感触较深的是，有些后天失明的人在参与“读书计划”前，曾以为自己的人生因视力消失而看不见希望，可是经过一连串课程后，又再度对人生充满了希冀。

这也许就是科技的意义，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逐步缩短，然后协助被边缘化的人重返社会。可能无法回到原本的生活轨道，但至少不会离开原来生活的世界。

鼓励视障人士走出舒适圈

陈庆生小学是上特殊学校，曾经以为他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一直到上了中学，他才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原来别人的世界有光、有颜色。

他坦承，视障人士在职场上会遭遇质疑和信任的问题，比如盲人怎么用电脑工作等等，所以他鼓励残障人士多与普通人交往。

“从中学习如何沟通，多了解外面的资讯，然后跟普通人交流，由此发掘自己的强项。像视障人士虽然无法玩游戏，但也要懂啊，这样才能融入普通人的圈子，不会跟社会脱节。”

他认为有许多残障人士会习惯于在同一个圈子内生活，无形中划出一条界线，让双方都无法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想法，“残障人士”也成了需要帮助的“可怜”代名词。

“盲人实际上可以做很多工作，但是机会太少，大家只会认为盲人只能做按摩。”

他说，现在很多公司都是使用电脑在处理公务，只要视障人士会操作电脑，他不认为他们无法在私人界工作。

“老实说，我个人对于视障人士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是比较悲观的。我有一名盲人朋友是做程式编写员的，他在马来西亚无法生存，但在澳洲可以。”

此外，澳洲也为视障人士提供适宜生活的环境，以提款机为例，该国的提款机附带读屏功能，只要插上耳机，视障人士就能自行操作。然而在马来西亚，视障人士想要在银行开户头也是一个难题。

“对方会以我们看不见为由，说不让我们开户头，不能用网络银行服务。不过，有的银行经理可能会通融，只是需要再带一个见证人方能开设账号。”

科技在进步，为视障人士提供了便利，可是我国的设施、条规却不断地为他们制造障碍。

人人都有失明的可能

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首席执行员刘琦亮指出，造成视障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先天因素，有的是因为车祸、撞击、化学性灼伤、糖尿病变等后天因素导致失明。

“有一个中四学生在篮球场忽然昏倒，原来是他的脑中有颗肿瘤，做手术后就全盲了。还有很多是三十多、四十岁的上班族，因为糖尿病失明就开始慌了。”

这意味着视力杀手会潜伏在每个人身边伺机待发，我们永远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当时，刘琦亮和陈庆生等人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不是点字，而是不依靠他人搀扶自己行走、学习如何自理生活、摸索自己熟悉的环境。

“早期的时候，我们会收一些小孩，教他们摸形体，等到学龄前就转介到伊丽莎白公主特殊学校。近来的四五年，我们比较专注于电脑方面，教他们怎么上网、用脸书等等。”

马来西亚●无障碍环境不友善

常言道，上天关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想对视障人士来说尤其如此。刘琦亮告诉我，视障人士虽然失明，可是在触觉、嗅觉、听觉等其他方面会格外灵敏。

“阿陈老师（陈庆生）会经常搭巴士去很多地方。他以前刚来双福，会问我巴士站前有什么，然后他从此就记住在什么地方下车。下车后他会算步伐，走几步就能到目的地。”

她笑说，不过如果巴士停的地方太靠前，又或者过度热心的人士要帮他领路，往往会让他算错步伐，走了许多冤枉路，结果他只能在原地等其他路人走过，询问具体地点再给她打电话去接他。

“偶尔他所在的地方太冷清，可能等半天都没有路人走过，比如有时是在别人家门口。”

他们的空间感极好，只要走进屋里就能大约猜到空间的大小、人数的多少，能从脚步声、人身上的气味判断出来者何人。

“他们也会帮其他残障人士推轮椅，只要用口发号司令就好了。”

提及马来西亚的无障碍空间，她无奈指出需要改善的空间实在是太大，单单是残障人士停车位的大小就已经不合格居多。

“有的停车位太小，一些坐轮椅的朋友停车后，他们没办法下车，有时迫于无奈只能停在两个车位的中间，结果就收到辱骂的纸条。”

此外，一些提供轮椅使用的斜坡，坡度过于陡峭，先勿论轮椅使用者的臂力如何，就算是臂力强劲的人成功把轮椅推上斜坡，也可能会往后翻覆受伤。

我曾随同一名障友展开吉隆坡一日游，通过他的眼睛看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时，才发现一些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小问题，对他们而言是大问题。

比如他们只能通过无障碍斜坡到银行或商店，结果摩哆车或汽车就停在斜坡之前。本来只需1分钟就能抵达目的地，因为普罗大众的公民意识不足，导致他们需要绕远路花了10分钟才能到达目标地点。

市中心一些熙来攘往、人潮汹涌的著名商场，电梯只用显示器无声提醒游人所到楼层，视障人士只能靠数，才能算出自己是否已经到达自己想要的楼层。

什么时候我国的障友能随心所欲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工作，而无需再顾虑出入便利的问题？

这一日离我们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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