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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2018
【视障视界】致消逝的左眼.梁紫莹:我的视界靠右眼支撑
作者: limlc

如果说上天给了我们一双眼睛,是为了让我们寻找光明,那上天曾赐予他们一双明眸,尔后却又毫不留情地收回,或者由始至终将他们遗忘,是否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不需要寻找光明和希望?

他们当中有的人从未见过花花世界,一直活在黑暗里;有的人则已经看尽人世繁华,因为一场意外或疾病而走入漆黑的世界。“从未拥有过”和“得而复失”之间,说不清哪个更为残酷。

然而,相比起长着一双可视物的眼,对美好人事物视而不见的人们,他们心里的那一双眼却永远明亮,能看清人间冷暖,更能真切感受到世事变迁。

根据聚焦光明(Bright Focus)基金会提供的数据,2010年全球就有6050万人罹患青光眼,预料到2020年会增至8000万人。

今年33岁的梁紫莹便是其中之一。

见面的时候,有个朋友陪在她身边到约定好的地点,待我出现后,才安心地离开。

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藏在眼镜后的一双眼睛又大又圆,除了右眼虹膜有些发红,其实陌生人完全无法从外观得知她的左眼只剩下5%视力。

“你以为我可以看清楚你的脸,你以为我可以看清楚你的嘴,其实我想告诉你,我什么都看不清。我也想看清楚你的眼,我也想看清楚你的笑,但请原谅我无法,因为我的眼睛生病了。我的世界一开始就是模糊的。一开始,两只眼睛都病了。”

这是梁紫莹在2011年大学毕业制作特辑《消逝》里的一段话,《消逝》为了纪念2009年消逝的左眼。

梁紫莹的青光眼从娘胎开始便如影相随,除了在出生和7岁那年分别动过手术,从小需要佩戴一千多度的眼镜,眼睛的情况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这个名叫“青光眼”的视力杀手太乖巧,乖巧得让她觉得它对她的影响也不过是近视眼镜的镜片厚一点而已。

直到成年,“青光眼”让她的人生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在向轻视它24年的她耀武扬威,昭示着它强大的破坏力。

没办法改变,只能接受左眼视力剩5%

“24岁那年,我的左眼开始看不清楚。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病发,就觉得眼睛为什么那么模糊,而且越来越肿,视野越来越窄。”

她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便找医生求助谘询,得到的答案犹如寒冬里的一盆雪水浇心头,冻得她手脚冰凉,心脏麻痹得阵阵发疼。

“医生说,我左眼的视力只剩下5%,这意味着95%的视神经被破坏了,我当下就崩溃了。因为左眼的视力一向比右眼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长期以来我会比较依赖左眼。”

“可是我左眼情况恶化,我左眼的视力没了。”

虽然医生劝慰她“左眼还有5%视力”、“还有右眼,接下来要好好照顾它”,然而这些话听在她耳里并没有起到半点安慰的作用。

她把自己关在房里哭得撕心裂肺,对家人在门外忧心忡忡的呼唤充耳不闻,那一刻她只知道她的天塌了,不可自拔地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

后来,她的兄长担忧她想不开,而一时冲动做傻事,于是情急之下破门而入,抬手就一个耳光,把她拉出了悲伤的漩涡。

也许是射手座的乐观天性使然,那天崩溃过一次以后,梁紫莹再也没有为注定消失的视力哭过。即便是回忆过去的现在,她还是全程带着释然的笑容,好像不曾经历过伤痛。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那就只能去接受它。”

真正让她振作起来的是2009年汶川地震一周年的报道。

“我翻开报章看见有些幸存者在地震里失去手脚,还是很坚强地活着,我有手有脚只是失去视力而已,为什么我要倒下?我也就释然了。”

若阶梯之间没有清晰的色条区隔,梁紫莹在下楼梯时,需要用脚尖触碰,确定阶梯的边缘在什么地方才下楼梯。(图:星洲日报)
《消逝》是梁紫莹大学的毕业特辑,用文字和图片纪念她的左眼。(图:星洲日报)
這是梁紫瑩眼中的世界。她說,青光眼患者的視野是越來越窄的,左眼5%視力範圍之外的地方是模糊的,右眼在做手術前是總感覺眼前是一片霧霾,手術後則是覺得許多飛蚊飛舞。▼(圖:星洲日報)

【视障人士职场挑战】

左眼视力消逝之后

在确诊左眼视力仅剩5%后,她的生活方式,乃至于人生轨迹也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如果要看左边物体,头部就得大幅度地转向左边,靠右眼去看,然后最害怕就是东西掉在地上。

“因为我真的看不见,钱掉在地上时,别人会很奇怪钱就在我眼前,而且又戴着眼镜,为什么会找不到。我就会向旁人坦承我的情况,请他们帮忙。”

还有,原本修读广播电视电影相关专业的她,只能放弃“记者”的梦想,转战学前教育的工作。

“因为记者需要很敏捷,视力要很好,当别人已经看到要追访的人在什么地方,我还在找那个人在哪,所以我就只能转行。”

如今她在新加坡一家补习中心担任学前班老师,虽然她的视力并不影响她找工作,但她认为会影响老板对她的态度,甚至质疑她的工作能力。

“因为我们要批改小朋友的作业,老板会质疑我是否批改正确、有没有遗漏或是看错。但我很小心,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我会尽力做好我的工作。”

“谢谢”曾遭遇过的歧视

视力大大局限她的发展空间,小学以上的学生作业较多,文字的字数很多,她得花更多时间去改,因此她无法教小学程度以上的学生。

而学前班的小朋友功课少、字体大,对她来说较不费力。

“我遇到最难过的事情,是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我觉得我的工作态度认真,为公司也全心付出,但这些付出跟我的花红不成正比。我曾问过原因,对方回答说是我的能力问题,我再追问是不是我的视力问题?”

“对方回答我:如果你认为是,那就是。”

当下她觉得非常沮丧,因为她用努力填补不足,结果却换来这样的结果,于是决心离开。

此外,她还曾遭遇职场霸凌。

“我的上司跟我同事说,我的眼睛这么不好,到外面是没有几间公司要聘请的,这句话真的很伤人。我的同事经过百般纠结,还是决定把这番话转述给我听。”

她耸了耸肩说:反正已经被职场霸凌到麻木了,就随他吧。

随着视力越来越弱,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同事就越多,然而这些是是非非传入她的耳里成了一耸肩就抖落的尘埃,不值一提不值上心。

“看到这些霸凌,我会释然。对方并不了解我,我只要做好自己就好。”

她坦言,她也有过心情低落的时候,也有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我怀疑的时候,但换一个角度去想,会发现自己还有能力做其他事情。

“我去面试时,会向对方坦承我的视力问题,但也会告诉他们,我有能力协助公司成长。”

她笑说,现今她的工资已是当初的三倍,所以她衷心谢谢那些曾经质疑和歧视的言语,让她有了离开的勇气和决心,才有了今天。

梁紫莹的眼药水使用量已经到达顶限。(图:星洲日报)
梁紫莹每日要滴的4种眼药水。(图:星洲日报)

从不放弃,相信眼睛能治好

梁紫莹现在左眼仅有5%视力,右眼在2016年至2017年动了3次手术。她的右眼在甫出生之际就已经动过手术,加上后来手术不断,所以现在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

“千疮百孔的豆腐”──她这么形容自己的右眼。

她一日要点4种眼药水,有的点一次,有的则是点3次。每次每种眼药水必须间隔5分钟以控制眼压,而目前的剂量已经到了极限。

“在眼药水已经用到顶限,眼压还是很高的情况下,医生建议在右眼做排流管排出房水,但是术后效果不仅不好,还引发了白内障,让我的视力更模糊,眼角膜变得很‘脏’。”

“于是医生建议移植眼角膜,只把最脏的一层眼角膜换掉,植入捐赠者的眼角膜细胞后,医生还将1000度的镜片植入眼睛里,就可以看得稍微清楚,只是需要佩戴老花眼镜。”

从近视变成远视,可是高眼压的问题始终还没解决。2017年10月做了一次镭射手术,让房水自行排出,只是效果依旧不算好。

所以,尽管她清楚知道,总有一天她仅有的视力会消失殆尽,等待着她的是无尽的黑暗,但是她依然没有向大马盲人协会(MAB)或其他相关的协会求助,也没有考虑开始学点字。

“可能是自己不想就此认输,觉得自己的眼睛还能用吧。”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许多改善视障人士生活的应用程式也一一开发、医学技术日渐昌明,因此她乐观地相信她的未来不会太黑暗。

比如,她看不清菜单上的字,就打开手机的照相机功能逐一放大菜单上的每个字;比如,她分不清红色的汽车是德士或是普通的汽车,她就用电子召车软件订车,约定好等待的地点即可,不用再担心伸手召错车的尴尬。

“我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自暴自弃的。可能未来的哪一天,我的眼睛能治好呢?”她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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