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法国卢米埃兄弟拍摄的50秒无声黑白电影《火车进站》，引起现场观众惊慌窜逃，以为火车真的要冲撞过来了。这大概是人们首次见识到电影的威力。电影发明至今130年，经历无声默片、有声、彩色、特效，到后来的动画、3d。现今社会更是人人随手一机都可拍摄影片，再自行剪辑，到网络放映。

然而，当拍片技术变成垂手可得，人们是否还记得影像最初的力量？你又想用这股力量做些甚么？

马来西亚自由电影节自2003年初试啼声，播放国内外纪录片，唤起民众的人权意识。自由电影节每年都鼓励影片制作人、社运分子创作影片，向公众宣传、倡导他们的理念及所关心的社会议题。今年，3位获得电影节创投补助的创作者，分别透过纪录片探讨医疗、无国籍小孩和视障者议题。

《甘阿恭的故事》(The Story of Kam Agong)
导演：劳伦斯（Lawrence Jayaraj）

2002年，来自砂拉越北部老越县（Lawas）深山村庄Long Semadoh的孕妇甘阿恭，在医院经历复杂的剖腹手术，产下第八个孩子。产后出现并发症，院方并没有把她送往大城市接受妇产专科医治，而是让她出院，回家静养，最终在产后28天身亡。

2年后，家属将案件入禀法庭，控告政府、院方及医生疏忽治疗致死。案件诉讼4年，地庭法官裁定家属胜诉，辩方需就医疗疏忽负100%责任。

16年过去了，甘阿恭逝去的生命并没有换来当地医疗服务提升。穷乡僻壤，孕产妇医疗待遇仍不足。这是她的女儿和女婿劳伦斯最无法忍受的，他们从未放弃为当地孕产妇争取更完善的医疗服务。此次，劳伦斯选择拍摄纪录片《甘阿恭的故事》（The Story of Kam Agong），由亲人忆述甘阿恭难产而死的故事，借由影像提出更有力诉求。

甘阿恭和其他深山孕产妇的医疗之路困难重重。他们村庄被山林围绕，只有一间诊疗所，设备不足，医护人员也缺乏经验。孕妇得乘四驱车越野100公里到老越县医院接受产前检查。山路崎岖，乘客随车轮陷入窟窿摇晃，一般人未必受得了，何况是挺著大肚子的孕妇。这一趟摇摆是3至4小时，每人车费单程45令吉。

若发现怀孕并发症，孕妇得前往大城市美里就医。从老越前往美里，最短的行程是过境汶莱，顺畅的话车程也需5小时，车费单程75令吉。过境汶莱就必须拥有护照，间中经过8个移民关卡。抵达美里，孕妇及家人还得为城市里高昂膳食费斟酌、担忧。

尽管16年来积极争取的似乎也只有他们夫妻俩，劳伦斯仍想透过纪录片，倡导提升孕产妇的医疗服务。他相信，纪录片能够传递到砂拉越最偏远最穷困的地方。不只是在网络平台YouTube、社交软体WhatsApp或发行光碟流传，他也希望在国营电视台放映。

他真心希望，这部纪录片能改善砂拉越的医疗情况。

所有孕产妇都应在宪法保障下，享有孕产护理权益。他希望纪录片播出后，卫生部能马上行动，提升老越县医院的设施和医护人员，以足以应对紧急案件。

《我要上学》( Aku Mau Skola )
导演：布蒂里普娜玛（Putri Purnama Sugua）

“我小时候很爱看电视，觉得影视非常奇幻。后来受到印尼电影《天虹战队》（Laskar Pelangi）启发，我也想透过电影说故事。”长大后的布蒂里普娜玛就读了沙亚南玛拉工艺大学电影、戏剧与动画学院。

学生时代她开始拍摄纪录片，关注家乡沙巴的无国籍小孩。这次参展自由电影节的最新作品《我要上学》，拍摄了在垃圾掩埋场工作、求学的无国籍小孩。她想替无国籍小孩发声，与她的童年经历有关。

“小时候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不上学，有时玩乐到一半他们突然就被执法人员捉走。”她当时并不知道发生甚么事，长大后才明白那些朋友是无国籍小孩，没有上学的权利。一代又一代的无国籍小孩不断重复这种命运。

《我要上学》的场景在一座偌大的垃圾掩埋场。那里距离布蒂里普娜玛的家仅仅3公里，可她却透过志工介绍才知道，如此相近的地方就有一群无国籍小孩，从早到晚挖掘废弃金属，变卖赚取学费上学。授课老师也是无国籍人士，教室只有一般公寓中房大，塞进70名学生。教室以锌板做屋顶，木板为墙，没有风扇，下雨时还会淹水。

“他们渴望上学，问他们未来想做甚么，个个都回答想要当老师，因为老师是他们生命中唯一接触到的好形象。”

布蒂里普娜玛透露，这群小朋友自小就变成大人努力自力更生，思想比一般孩童成熟。“试想，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教育，有一天一定能展翅高飞。”

一般人对无国籍群体都存有偏见，认为他们造成社会治安不靖，再以一句“滚回你们的国家”做结论。布蒂里普娜玛反驳，无国籍小孩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也是受害者，没办法接受教育，人生道路少了选择，结果一代又一代陷入恶性循环。

“从前我对身边（无国籍）朋友的遭遇充满疑问，现在我掌握影像能力了，我想透过影像说故事来帮助他们。”布蒂里普娜玛相信影像的力量，能让很多人同一时间看到、听到某一件事，然后有所触动。“影像是传声的工具，让人听到那些应该被听的故事。当影片结束，真正的思考才从观众心里展开。”

《黑暗的日常》（In The Dark）
导演：刘华丹、刘存全

前面介绍的两部片子，导演都因与拍摄题材有切身关系才选择拍片。讲述视障者的纪录片《黑暗的日常》，情况倒转。两名拍摄者为了社区研究，先当视障者按摩院顾客，再变成访谈者，逐渐成为被依赖的志工，最后成为朋友。

拍摄缘起自吉隆坡亚答屋84号图书馆的“他者资料库”计划，导演刘华丹与副导演刘存全是计划成员。正职为影片剪辑师的刘华丹，以及曾经担任记者的刘存全负责拍摄制作纪录片。“本来想拍4部‘他者’纪录片，但是拍摄性工作者、街友有难度；想拍移工，又有语言问题，最后拍了用中文沟通的视障者。”

《黑暗的日常》记录了吉隆坡十五碑视障者的生活情况。他们手持导盲杖点打都市街道的导盲砖步行前进，与摩哆、摊贩争夺人行道使用权。他们也有充实的生活，学唱歌、跳舞，做一般人能做的工作。如果社会环境对他们再友善一点，他们能完成更多事物。

刘华丹在自由电影节发表创投计划时就提到，残障中的“残”是自身的，但“障”却是社会制造的。副导演刘存全记得，曾带视障者去便利店逛逛，他慢慢逛，还把物品一个个拿来看。原来这些环境并不适合他们购物，若没有人陪伴，他们宁愿不去。

影片带出视障者的社会环境障碍，两位导演希望，至少在聚集不少视障者的十五碑能率先获得改善，完善无障碍设施。

从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变成朋友，两人几乎参与了片中主角的生活大小事。农历新年去贴春联；片中主角生日，买榴梿蛋糕一起去庆祝。

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片中男主角的母亲过世，原本答应前来录制丧仪的摄像公司临时放鸽子，刘华丹得知后一下班就赶去帮忙，让他留存母亲最后的画面。

对此，自由电影节其中一位德国顾问导演就认为，他们介入太深。这也是两人在拍摄过程中面对的矛盾：介入太深，难以反映状况。不过，他们觉得情有可原，如果没有帮忙接送，以现有的公共交通设施，视障者很难外出。

在《黑暗的日常》之前，刘华丹在台湾就读研究所时曾跟随教授拍摄原住民纪录片。片子让更多青年原住民回流部落，他从中感受到影像的力量。刘存全则曾短暂担任记者，也觉得纪录片多了一份让人亲临现场的感觉。

《黑暗的日常》完成后，他们将继续他者资料库计划，再用影像方式记录移工群体，拍摄另一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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