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在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参观海事博物馆，一入门就被几幅大型看板海报所吸引，上面的资料讲述马新一带的海盗故事，并大力推崇几位“海盗猎人”，其中一位就是詹姆士·布洛克，陈述的主要事迹是1843年他在沙里拔（Saribas）与当地达雅人和马来人的一场重要战役。

1839年，詹姆士首航砂拉越时，显然已经发现当时的砂拉越正处於四分五裂的局势。马来贵族间的倾轧，原住民部落间的战役，还有原住民与马来贵族间的矛盾等，都为这个英国人制造立足的机会。毕竟出生於军事世家，尽管只是匆匆一行，他已经对各方势力掌握了一个大概，剩下的就是如何选择合作对象，试图建立权力的桥头堡。

在怀柔这一手，他以委任“酋长”为饵，在不同的社群与部落间任命领导人物，同时也慷慨馈赠一些器皿用具和武器等，作为笼络人心之用；至於军事这一手，除了以精良武器威慑各方，更从1843年起为期数年，多次展开极为惨烈的战役，打击对象主要是沙里拔和实克朗（Skrang）地区的伊班人（海达雅族），“罪名”是从事海盗活动。

詹姆士·布洛克判断沙里拔的势力远较实克朗强大，因此首先对当地宣战，而攻击的第一个部落是巴爹（Padeh）。这一仗打下来，巴爹遭洗劫一空，长屋被一把火化成灰，农田尽毁，所有财产皆被掠夺一空，人命伤亡自也惨重。詹姆士在本身的记录中写：“燃烧长屋的火光，把黑夜照亮成白天”。

巴爹的经历，在詹姆士过後势如破竹的战役中，在其他长屋复制着，有者甚至更为惨绝人寰。这一系列战役无疑树立了布洛克的威望，也将当地的伊班族逼到绝境。詹姆士透过彻底毁灭的无情战役，传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讯息，迫使各个部族的归顺来朝。

牢固权力，以海盗之名剿灭抵抗者

1843和1844年对沙里拔和实克朗的战役，具体无法知道战亡人数，据说超过5000人，对当地各个部落而言是一次重创。更糟糕的是，家园尽毁，财物被洗劫，导致幸存的族人面对生存下去的考验，对族群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场灾难。这些因素，都驱使各个部落最终必须与詹姆士谈和，而詹姆士成功重塑当地的权力结构——尽管随後仍然存在一定的抵抗势力，但他作为砂拉越统治者的地位日趋牢固。

詹姆士·布洛克区区一人，当然没有那麽大的本事，在後方支援他的是英国政府，而关键人物之一是亨利·吉宝（Captain Henry Keppel）。亨利·吉宝（1809-1904）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曾经参与两次鸦片战争，并多次在东印度群岛和婆罗洲抗击海盗活动，战绩彪炳。

根据史学家J.H.Walker在《力量和实力——砂拉越布洛克王权的起源》的记录，英国为了确保航海安全以保卫其海上商业利益，自1825年起立法打击海盗，凡海军官员捕获和剿灭海盗，皆奖赏以丰厚奖金。

为了得到这方面的资源，詹姆士开始将其对手“塑造”为海盗，并巧妙的将本身的利益绑定英国殖民地的利益。1842年尾，他特地前往新加坡，寻求英国当局授权压制沙里拔与实克朗伊班人的势力，当时驻扎在新加坡的亨利·吉宝，恰好就在该年1月受委为海峡殖民地海军高级军官。亨利·吉宝接见詹姆士，聆听他诉诸沙里拔与实克朗伊班人的“劣行”，决定支持詹姆士肃清“海盗”活动，遂有了隔年发起的军事行动。

成王败寇，历史的书写倾向詹姆士·布洛克，於是他在新加坡成了“海盗猎人”。然而，历史真相并没有湮灭，我们得以从另一方的书写中，知道了百多年前的政治与军事预谋，从而对许多“官方定案”的历史事件，重新思考与定位。

星洲日报·副刊·文：蔡羽（文史工作者）·2019.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