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的星洲后浪文学营迎来了被誉为“香港卡夫卡”的韩丽珠。在见到她的瞬间，会有一种误入红楼梦大观园里的错觉。

那不正是活脱脱的扶风弱柳、吟诗葬花的林黛玉？然而，眼前蓄着一头长发、一张娟秀的面容和身量纤细娇小的女子，体内却蕴藏着超现实的奇诡荒诞和天马行空。

“蛇”常被用来形容邪恶的诱惑，韩丽珠又因何故用“蛇”来作为笔的形容词呢？

“蛇有一种其他动物没有的特征：蜕皮。它每年春天都会蜕一次皮，每一次蜕皮就长大，是唯一一种无需经过死亡就能重生的动物。”

“它也有一根舌头，可能有毒，可能无毒。如果无毒的话也仅仅是用来吓退敌人，有毒的话可以杀死敌人。其蠕动的姿态象征着诱惑，有一种危险和吸引力，极像写作的欲望。”

对她而言，写作如同解开身体的封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然后释放出深藏已久，连自己都不曾认识的自己。而她的潘多拉盒子里藏着的则是对人世的悲悯。

韩丽珠在14岁开始写第一部小说，大学一年级便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当时是由一家独立出版社为她出版1000本，并告诉她“你的小说应该不畅销”，于是只拿了300本发行，其余700本要求她带回家。

“他们只拿300本发行，我觉得没有问题，可是我家的面积很小，700本书放家里真的很占地方，我真的很受打击，最后我全扔了那批书。”

这一次的经历令她产生了自我怀疑，因此大学毕业后她选择投入媒体行业，当了一段时间《明报》的记者和编辑。

当时《明报》是她年轻时梦寐以求的工作，因为创办人金庸是作家，认为《明报》是具备报格和充满浓厚的文艺气息的报章，和她理应是天作之合。

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在报馆文艺版担任编辑后，一周上班6天，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开放式的办公室以及不断播报新闻的电视，还有永远合上的百叶帘，让她难辨昼夜或晴雨。

即使下班后回家，亦会想着自己编的版有无错别字、有无遗漏标题或作者姓名？

她形容自己就像一只在滚轮上奔跑的仓鼠，一直不断在原地连轴转，感知力和时间随着每日赶着发版、送版的截稿期限渐渐流逝。

一直到2003年，香港爆发SARS，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整个社会满布着人人自危的紧张感，但韩丽珠依旧无知无觉，连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

“工作已经抽走了我所有的感觉。”

听着电视每日播报的新闻，不断更新死亡人数，她不禁想：如果我明天就会死，我还会想上班吗？不啊，我想写小说。

于是她毅然辞职，重新回到写作的小天地。

一天不写作就想吐

曾看到过她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时提到，若一天不写作便会出现想要呕吐的生理反应，但实际上是她上班上吐了，吐完又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工作。

“是（因为）压力的关系，所以我的身体不是很好。”

辞职后她打算在25岁以前出版第二本书，可是又不敢让家人知道她已是“无业游民”，因而每日准点出门假装去上班，到朋友家里写作，到了下班时间才回家。那段偷来的时光完成的作品，最终在台湾文学奖斩获了奖项。

“不过，我并非全职作家，还是会去做一些兼职，比如在中学或大学教写作班、当讲师，因为在香港做一名全职作家等于是失业。”

她坦言，自己也很享受教孩子们写作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亦没有读过她的书，只是很单纯地视她为一名老师。

“我不会把自己的那套灌输给学生，因为不是要他们变成韩丽珠。写作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不是变成他们的老师。”

坚持写小说要用手写

在全面电脑化的现在，韩丽珠还是坚持用作家最原始的方式写小说：爬格子。

“在写散文或其它类型文章的时候，我会用电脑，但小说的话，我还是习惯用手写，而且是用原稿纸。”

在她看来，“电脑”是一种很嘈杂的存在，即便只是摆放在那里，也会散发出一种波频影响她。写小说是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所以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

“写小说的时候，跟自己非常接近，手抓着笔在纸上动也是一种身体活动，（手）可与心的震撼连接起来。”

她笑说，曾想过用普通的笔记本写，没有那么碍眼，毕竟在咖啡馆大喇喇摊开原稿纸很“核突”（粤语，即难看的意思）。

成稿后，她还得逐字逐字在电脑上敲，写10万字就得打10万字，工作量之大让她直呼“好恐怖”。

奈何习惯使然，她不但只能用原稿纸写稿，还只能用特定牌子每页500格的原稿纸，而且还得用黑色原子笔写。

“要是哪一天这牌子的原稿纸不出了，我就把现有的扫描进电脑再打印出来。”然后她感叹，“我真的被很多习惯困住了。”

也因此小说出版后，她不会再看自己的作品。

新人作家面临严峻考验

浏览韩丽珠的脸书，会发现她除了分享生活，分享爱猫，还会关怀社会议题，所以我毫不惊讶当我们并肩走进讲堂的休息角落，她轻声地问我：“马来西亚给予新人作家的环境如何？”言语中透露出对新人作家现今的环境感到担忧。

网络媒体的兴起并日渐繁花似锦，传统媒体行业开始步入漫长的冬季，不仅对媒体人来说是一道难过的坎，亦是新人作家们所面对的挑战。

“纸媒萎缩得很厉害，尤其是主流报章。以前香港有《明报》、《香港经济日报》、《信报》，但现在新人作家写作的平台已经很少，只能依赖文学杂志如《字花》、《无形》、《虚词》。”

实际上，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给予当地新人作家成长的土壤便开始逐日缩减，于是爱与文字共舞的人们只能窝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又或者将参加台湾文学奖视为其中一条出路。

若想要出版自己的作品，也只能寻求台湾出版社的援手，因为香港的文学出版几近于零。

“我想香港的状况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很相似，即大的出版社不会为文学开辟一条线。”

即便部份出版社亦会出版文学作品，但前提是这些作者早已声名大噪，新人作家只能望门兴叹。

也因为知道新人作家起步艰难，她亦会尽己所能助他们一臂之力，比如为他们写序，建议投稿方向。

持续写好小说，才是最难的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许多人纷纷感慨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但相比起80后集体悼念追忆，90后和00后们显得异常安静无感，甚至连“金庸”是谁也一无所知。

是这个年代不需要武侠、不需要江湖了呢？抑或是看书的人越来越少？

“也许是金庸的作品对他们来说很艰深，可是对我们那年代的人来讲，内容是浅显易懂的。”

不仅仅是马来西亚，即便是金庸发光发热的香港也没能让时代为他烙下一个不灭的印记。

“我的朋友在大学教书，他会用金庸的作品作为教材，其实不是每个学生都听过，这意味着金庸不再是通俗文学的代表，所以可能是新一代看书看得比较少。他们看得更多的可能是网络文学。”

她寻思，既然新一代的阅读习惯已经改变，那是否也会产生新的写作方向？她不愿意否定网络文学的意义，只是目前仍未见到非常特出的年轻作家横空出世。

“有一些通俗作家写的作品，可能每一本书的内容都很相似。现在香港的新作家可能有一两篇写得好的，但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写，一生中总能写出一部好看的小说，怎么保持写好小说才是最重要的。”

副刊 ‧ 报道：叶洢颖 ‧ 摄影：陈世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