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往往强调“本国历史”的重要性，甚至着重在荣耀这个民族的辉煌，强调继承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马来西亚的“官方”历史教科书及其课纲设定，基本上就是这样。然而，我想说的是，在全球化的讯息时代，历史学的研读趋势，早就突破了“民族”与“国别”的框框。

马来西亚是一个海洋性国家。而且大家也都在说，马六甲王朝时代就是一个季候风交汇下东西贸易的中心。好，就来谈谈海洋史的研究趋势吧！

日本学者羽田正《从海洋看世界》就指出，我们习惯以国家单位来看历史，那是以陆地为中心来思考人类活动的传统思路。但若“从海洋看历史”，整个视野大不同。

海洋史研究是一个跨越国境的全球史视野。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自年鉴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地中海研究而展开的。其著作《地中海与菲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以长时段的视角去透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展露此区域所存在的缓慢的、重复的、周期性又具有连续性节奏的地中海世界之“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从而开启了二战后以海域为研究单元的史学研究范式。

但是这种以地中海为区域中心所展开的海域史研究，仍是具有西方中心观的偏向。为转换这种偏差，1985年，印度裔学者乔都（K. N. Chaudhuri）《印度洋的商贸与文明：从伊斯兰兴起至1750年经济史》借用了布罗代尔的理论结构框架，强调海域的整体性及其主体性，但其重点在于，这个长期存在的远程商贸的海域，并不是在西方，而是印度洋。乔都把众人的研究视野扩大，并转移至亚洲海域。

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荷兰学者范尼尔（J. C. van Leur）在研究印尼的贸易时，已关注到亚洲海域的“共生性”。为纠正和反省过去常站在“殖民者碉堡”和“洋船甲板”上来看东南亚的“西方中心观”，当代西方学界更是纷纷翻转其研究视角，尝试以东南亚为中心来看待东南亚的历史。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各地争取独立建国，加上冷战时期的现实需求，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其中，英国史学家霍尔（D.G.E. Hall）的《东南亚史》，可视为代表之作。霍尔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强调了东南亚的统一性和自主性，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以往的“西方中心”倾向。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安东尼．里德 （Antony Reid） 的《贸易时代的东南亚，1450–1680》，更是借用布罗代尔的总体历史的研究范式，但他却是以东南亚海域为主体，论述1450年至1680年东南亚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然而，时至今日，说来惭愧，东南亚作为一个主体，身为东南亚的一员，我们其实对周遭邻居的历史文化和现况的了解，充满偏见，也非常陌生。除了偶而的出国旅游，我们对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甚至是无知，也是无感的。

对新加坡，你只懂他们是“小国心态”。你很想超越它，却不知道人家之所以超越你的理由。新加坡的故事，没有几个大马人能说清楚。即使是华教界，如果你还是活在“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的认知，你就“落后”了。其他的，千万别只停留在“外劳”的认知，你对印尼、泰国、越南、寮国、柬埔寨这些邻居，不要只是在旅游、美食和踢足球时才来兴奋热闹一下。至于菲律宾，有多少人懂得她多姿多彩的人生？缅甸呀！或许是因为罗兴亚难民问题，才上网查了一下。

那是因为我们的史观认知狭隘。其实，就历史的渊源来说，马来西亚历史和东南亚史，本就应该同时并重来教与学。读历史，要从自己家乡的历史接触，但也要慢慢延伸到周边，接触一些跟我们有密切相关的“其他”历史，绝不能井底之蛙只局限沉醉在自己的国家历史。华人社会也一样，不要因为你是华人，唐宋元明清就背得滚瓜烂熟，高唱大中华，“应付”本国史拿张文凭，却瞧不起你家邻居的成长，无感于人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