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麦肖剑

摄影：刘剑英

“杀人会上瘾的。我看到他们就很生气，拿着木棍见一个打一个，一天一个，打死了5个，后来多杀一个──那个印尼女人喊嘛，我想惨了，她喊我就逃不掉，我死，不如她死。”

首宗案报仇杀6印尼人监10年

当时28岁的阿雄被曾是自己下属的五名印尼工人打劫，有参私会党的他气红眼，黏上假胡须，戴上黑眼镜，手持木棍，只身一人去报仇；一开始只想教训对方，结果全都给他打死，还多杀一名目击者。

因这案件，他被判15年监禁，在监牢里待了10年被释放。问他那是何时，他想了想：“1992年x月x号。当时很轰动，报纸还登什么‘见一个杀一个’、‘一条人命两年半’，我出狱时，连杂志都来找过我要采访，欸，别了。”

这是他脑海里深藏的第一个日期。2004年的另一天是第二个日期，这是他被释放约两年后的日子，他在一家杂货店和一名老婆婆接触，最后老婆婆死亡，他被控谋杀，再次锒铛入狱，这次被判的是死刑。“不是我杀她的，这次真的冤枉，但我有案底，比较麻烦。”

老父老泪纵横

两宗案件，让现今已80多岁的老父亲担忧不已，从骂他到劝他，每次通电话都老泪纵横。两名女儿也自此与他分离，他走时，大女儿不到三岁，小女儿尚在襁褓，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她们。拈指一算，她们现在二十多岁，即使重见，也对面不相识。

阿雄在2016年获得柔佛州苏丹宽恕，死刑转为20年监禁，再多10年出狱，但他的第二任妻子已抑郁成症。今年55岁的他眼镜架在额头上，像在茶餐室里会遇到的任何一名安哥那样，语气平淡，说出来的却都是情：“她等我等太久，患上了忧郁症。买到屋子，我却进了来，那间屋子大大间，她一个人住，可以对谁讲话？对墙壁讲话。是我欠到她的。”

求救却让女老店主逃走跌死

指第二宗案冤枉判死刑

第一宗案件，阿雄说，当时他把人打倒在地就离开，不知道人死了，直到警方找上家门。“我和警察说，我都没有看到报纸有新闻，如果有，我不会杀那么多个。”

当时太太已出门上班，他正准备将大女儿送到岳母家。看到警察，他心里毫无惧怕，“我跟警察讲，我犯什么罪，你跟我讲，是我做的话我认，我不是认啦。”接着警察押着他，到岳母家放下女儿，岳母是第一个知道他被捉的人。

“那时很头痛，还送我去淡杯精神病院检查，要看我谋杀这么多条人命，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结果报告显示正常？“正常啦。”他禁不住轻笑了一声。

2004年，朋友联络上他，说帮他变卖了坐牢前留下来的机器，得了5万令吉，留给他当本钱。他想，5万令吉不是小数目，横竖也是得闲，就动身下去。

踏入这个他首次入狱的州属，他没料到的是，还会有第二次：“走到半路，我被人打抢，手机、钱包都给抢掉，看到一间杂货店就上去找人帮忙，里面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眼睛看不到，又耳聋，我讲我给人打抢，她回我‘哈？你要打抢我？’起身要逃跑自己跌倒，撞到头，就去世了。”

喊冤是误会

有前科难辩脱

采访中数次提起这案件，他都强调：“不是我杀她的，一场误会。”以为最后会被释放，结果8个月后，案件被提上最高法院，他心里想：完蛋了，最高法院，很危险了。因为他被控刑事法典第302条文，一旦罪成唯一刑罚是死刑；“律师帮忙fight，要讨（换成）误杀，但讨不到，fight到输掉。”2008年，案子下判，就是死刑。

那是他最难熬的时候，他称之为吃饱等死。“我们死刑的，一个人一间房，你进到房间，要做甚么？要想甚么？

甚么东西都给你想完了，日子怎样来过？睡觉，你可以睡多少？吃饱睡，睡饱吃，睡到你怕。你不知道它几时会来，不知道第二天你在做甚么。”

压力大不愿拨电给父

他每天在房里发呆，四处找东西看，蚂蚁走路也看过，压力多大，唯有他自己知道。也因为这样，他后来都不太打电话给父亲，只是打给姐姐请她转告父亲。“我父亲和我讲电话，一定哭，够力哦，唉，不好意思，还是不要打给他。

看到他这么伤心，在监牢里更难过。我们在监牢，已经很难过了，不要再给自己压力。”

死囚不能再做甚么，只能等，他心想：就看上天有没有眼。8年后，苏丹宽赦他，“上天真的有眼。这段日子，不是这么容易过来的。”

妻患抑郁症

太太探他探得频密，总之，就是想念了就来，平均两个星期一次；从住家来监狱要转多趟巴士，虽然在同一个州属，来到时已经是好几个小时后的事，他看得心疼，但又怕太太一个人在家会想东想西，唯有勉强安慰：不是当吃风啦，看风景！

后来，太太越来越不对劲，他察觉有异，叫岳父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太太死活不肯，和家人吵架，岳父唯有报警，最终，是警察带太太去。

太太得病后，他坚持叫她不要再常来，如今，她每隔两三个月来一次，他则每个星期打一次电话给她：“不是想念不想念的问题，我们都这么老了。我们知道他们得了病需要人关心，打一个电话给她，她也得到一个安慰。”

不愿连累妻

办离婚

第一宗案件，阿雄说，当时他把人打倒在地就离开，不知道人死了，直到警方找上家门。“我和警察说，我都没有看到报纸有新闻，如果有，我不会杀那么多个。”

当时太太已出门上班，他正准备将大女儿送到岳母家。看到警察，他心里毫无惧怕，“我跟警察讲，我犯甚么罪，你跟我讲，是我做的话我认，我不是认啦。”接着警察押着他，到岳母家放下女儿，岳母是第一个知道他被捉的人。

“那时很头痛，还送我去淡杯精神病院检查，要看我谋杀这么多条人命，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结果报告显示正常？“正常啦。”他禁不住轻笑了一声。

太太来牢房见他，问他有没有杀人，他不敢承认，“讲出来不是吓坏她？所以我讲没有咯，不要认咯，怕伤到她嘛。”下判，入狱，太太每个月都会来探监，他看着要照顾孩子的她奔波劳碌，就叫太太离婚。“她是女的，我是男的，我在里面10年，难道要她等我10年吗？长痛不如短痛。她还年轻，可以去找过一个更好的。”

想见女儿一面频碰钉

离婚后变成前妻，她依然有来，直到96年，她搬到吉隆坡，再没来过。2002年阿雄释放，怀揣护照、离婚证书等证件，到前岳母家问前妻下落，就是想见女儿一面，却摸门钉，如此数回，他就没再去了。“找到我都累了。想想，我也是要生活的。”回到家乡探望老父后，在州内进行建筑承包工作，重操老本行。

第二任太太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他在建房子，她来看房子，结识7个月后两人结缡──那岂不是“闪婚”？他没回答，不出声地笑。

对新年没感觉

阿雄人生接近一半时间在监狱里度过；被释放出狱的那短暂2年里，他曾过两个新年。“新年是比较有气氛，但等你上了年纪，过年好像是小孩子过的，拿红包、穿新衣，我们还要去穿甚么新衣咩，还要出钱包红包！”他露齿一笑，不过很快收起。

他和阿杰一样，都觉得新年不过如此；太太会来探他，不过对话内容也和平日一样。“我看他们年轻的多数很高兴过新年，他们监期短，二、三年，我们就没有感觉了。中秋节，监狱有卖月饼，我们也不会买来吃，监期短的就会‘哗，要吃月饼啊’。”

读完中一后就辍学出来工作，他说自己比较“坏蛋”，7兄弟姐妹中，全部都很会读书，都是做工程师、设计师，坐冷气房，唯有排第三的他做建筑，晒太阳。“第一次入狱，来探监的都是太太和朋友。我自己也想到，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不能要父亲这么老远下来。”

造化弄人的是，父亲曾在他当时释放后，叮咛他不要再回到那个令他“行衰运”的州属，结果──“真的傻掉，我第二次入狱后，在监牢里打电话回去，我父亲讲：被放出来后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发生这样的事。”他维持一贯淡然语气，就连说这句，也只是轻轻的“啧”了声，你听不出他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