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国通史”课，说到王莽新政，总是无限感慨。

2000年前，在西汉和东汉之间，有一个短命的王朝，那就是王莽的新朝。

王莽是西汉末年的外戚。但他之所以从政而获得好评，不是靠其外戚身分，而是他的博览群书，行为举止也尽显儒家典范的谦恭俭朴。他也擅搞个人形象，广结经师，常在知识界和文化圈游走，甚得读书人的好感。可以这么说，知识界的舆论压力，多少成就了王莽的上位。读书人被王莽的儒雅风度给迷住了。寄以厚望啊！国家太多问题，需要有“新圣人”受命。公元8年，王莽当了皇帝，遂改国号为新。

王莽虚伪？我不认为。如果他只是为了夺权，大可“无为而治”，享受荣华富贵就好。但他偏偏把国号取名为“新”朝，表示他有心要改革。而且从其执政的那些年，也一直在改革，拼命的改，大刀阔斧的改。是为王莽新政。

然而王莽所“推陈出新”的系列改革，其实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托古改制”。他看到前朝有很多问题，但他在得政后的新政改革中，却立马败露自己的治理能力。改革事，他不是往前思索，而是回到“更早”的过去，他认知上那个理想的年代。于是他努力翻古书，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企图按照儒家经典所述所记，想要重建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

他很想一劳永逸解决前朝政府留下来的问题，包括长期以来商人的盘剥农民、贫富不均及土地兼并，但他的新政改革，解决的方法竟是恢复早已是“过去式”的周代井田制度，取消土地私有。他的原意虽是想救济农民，反而造成农民困苦。因为时代早已不一样。汉代以降，地方豪族握有大把土地，而这些人及其子弟又多是有能力读书，学而优则仕的儒生官僚精英集团。也因而，当初舆论界支持王莽受命的经师儒生，到现在也要来反王莽了。毕竟这损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为了要把经济搞得“公平”一些，他以为把盐、铁、酒、五均赊贷、名山大泽、币、铜冶，都改由政府经营、国家专卖，就能解决问题。岂料那不过是与民争利。而且国家哪有独自经营专卖的能力，你还不是要找一些商家跟你政府合作，结果还不是官商挂勾（只是换了另一批人而已），贪污营私舞弊，照样有。

王莽还改革币制，把原本秦汉统一的货币，更“多元化”的分成28种，连历史上早被淘汰的龟币、贝币，也发行。搞到货币市场一团乱。王莽时代铸造的钱币虽是精致，市场上却是贬值。王莽还大改行政系统，更改官名。搞到这些官也不知道自己的职能在哪儿了。反正一句话：乱啊！想改就改。发现不对路，又朝令夕改。

新政改革乱七八糟，人民无所适从，赤眉、绿林造反，后有刘秀崛起。王莽垮台，东汉建立，光武中兴。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王莽成了篡位者、舆论的操纵者。无能、狡猾、伪善、妄自尊大的蠢蛋。说来可怜，樊树志《国史概要》指出原委：“王莽成了西汉腐败政治的替罪羊。”

钱穆《国史大纲》说得好。王莽政治失败，一、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二、奉行不得其人。三、多迂执不通情实处。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就傻傻、硬硬要去改。又不深思熟虑，只凭一己之认知和能耐，以为翻翻古书就能找到改革的依据。事情不分轻重，毫无循序渐进之统筹。改革路上大刀阔斧的浪漫行事，言是新政，实是不合时宜。说是利民，实则扰民。这政权能不倒吗？

连钱穆也感叹：“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

犹记得当年在历史系上中国通史课，我的老师是钱穆的弟子。他每次讲到这里总会激动的把以上钱穆《国史大纲》的这段话重复念上好几遍，然后下课。“中国通史”教完了。下面的历史，没什么好“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