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科技写一首诗有多难？之于舞台下的观众，那是惊讶与耽迷，似真如幻的影像宛若梦境，戏结束后灯光亮起，梦才瞬间抽离；而之于这些魔术师般的幻象创造者，每一个光点的游移，就是头痛不已的技术博弈，必须一再跟没有温度的科技斡旋，让人的故事在这些技术里浮游、温热表述。

所以这不会是个简单的回答。之于周东彦，或许是个能分享三天三夜的技术讲座，也是他与人相遇碰触的创作历程。即将于3月在马公演的云门舞集《关于岛屿》，有诗意且磅礴的投影，即是出自周东彦和他的团队之手。这个对本土观众来说有点陌生的创作人，擅以诗意的影像结合新媒体科技，幻造舞台上的流丽梦境，也即是，用影像科技，在舞台上写诗。

诗意的抗衡

浮空投影、4D Box技术，以技术叠加技术创造的作品，为周东彦赢来影像诗人的美誉，也是他在报导简介里最常看到标签。这个对大众而言或有点抽象缥缈的身分，之于创作者而言，则是双面刃，那是大众认知他的初始印象，但偶也忽略了他在诗意以外的努力和可能。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跟诗意这件事抗衡，但它却是启发我很多的，包括我有很多作品都是从一首诗开始的。有时候做一个创作者也是跟这个label（标签）在抗衡，然后会稍微觉得说，好像只有被看到诗意的部分，是不是批判性不够？诗意有它的优点，有时候又会被人觉得它比较架空的感觉。”

之于作品中诗意的辨识度，他说，那是自然的形成，在成长学习阶段自然产出，也是一贯勇于探索未知的他，想要多方尝试的某一个面向。或许那不会是他单一的辨识度，在这个风格标签的内在，还有许多面向可以深入。

科技反映我的生活

科技的高度汰旧率，让科技相关种种眨眼间就过了一个时代，在周东彦看来，在作品中运用科技，比如浮空投影技术，在欧洲已是常态，“有很多欧陆导演也喜欢用影像，英国的Katie Mitchell、德国Thomas Ostermeier，甚至最近常常来台湾的阿姆斯特丹剧团（Toneelgroep Amsterdam）的艺术总监Ivo van Hove等等，说实在它的确是一个现象，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流行，也不会因为这样大家就不看没有媒体的作品。”

当科技如空气般自然的深入生活的每个肌理，剧场作品里的新媒体运用，“就如智慧型手机一样，深刻的深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它当然会出现在台上，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流行而已。”

是以他的作品《我和我的午茶时光》让演员和观众即时用手机和社交网络沟通，“不管是科技或影像或新媒体，我比较在乎的是那个媒体告诉了我什么？反映现在的什么？而不是我在用一个什么类型的科技。”

“《我和我的午茶时光》从我的生活里面出发，我像是个萤火虫一样，面对这个发光的方块，对我来说很有画面很有感觉比较重要，而不是我去怎样控制三台手机可以一起投影出来，被我叠合被我创入特效。”

他的创作标签既是科技新媒体，问他，若从20年后往回看，会否担心作品的技术层面稀释了作品本来的寓意？他说，那是时间的答题，目前累积的导演资历还不太长，对于作品的经典形貌是否已然形成，还言之过早。

他2017年和林怀民合作《关于岛屿》，作品获颁英国剧场投影设计大奖“光明骑士奖”（The Knight of Illumination Awards）的“投影设计奖”，除了荣耀加身，也是收获丰饶的经历，让他更直面科技与作品间的时间关系。

“老师不要任何科技。就是用电脑，但去打造一个很手工的像是书本一样的感情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多启发。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做经典，他不要任何现下流行的，但他要当代，然后这个当代是有potential（潜力）成为经典的。”

他学习科技，也观察科技，一如关照现下生活，“不是作品都会变成经典，有些作品可能要放一下，需要一点时间。但我自己觉得在10年后，《我和我的午茶时光》首演的20年后再回来看，会感觉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前两年在看杨德昌的第一二部电影，你会觉得它明明是剧情片，那么的当代，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纪录片，讲那个时候的困境。”对照当下的困境，即能发现，哪些困境不复存在，哪些困境依然重蹈覆辙，“所以我也期待，或许我们现在的剧场作品，这个科技不会让它显得陈旧，而是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样。”

乖孩子的大胆实验

除了剧场作品，他在纪录片的创作路上也屡获殊荣，两度入围金马奖、五度入选台北电影奖，还有金穗奖，以及国外的大小奖项入围，看似创作能量丰沛重度经营，却原来也是随遇而安，题材来了，找到补助，他就拿起摄影机问问题，不预设后面的成果。纯粹想问，想说，想知道，某些世界正在发生的事。

“纪录片常常要花三四年的时间，本来就不是为了要赚钱，但要花的钱很多，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纪录片一定是我遇到的，比较不会是我去找它。”

他拍纪录片，多是自己生活出发的素材，“我之前拍交友软体或是剩女的题材，都是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好有趣喔，大家都在找什么？大家在情感欲望上有什么样的出口？而比较不是说移工难民或者土地正义，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有更懂、更长期在做社会运动的人在做，我拍的比较跟我有关。”

有趣的是，他的剧场作品有许多绚丽特效，而纪录片则素朴干净，不加特效，“我之后才发现，我在剧场里面是做梦；拿着摄影机的时候，就好想要问人问题。”某次到政大演讲，他在电脑硬碟里发现大学时代的作品，“太幽默了，很久没看了，所以就跟学生分享。才发现原来我喜欢拿着镜头问人问题，是从大学时候就开始了。”

但他问了问题，其实不预设结果和作品最终的形貌，“我拍《你找什么》，拍的时候不知道它是纪录片，只知道我有问题而已。”“我喜欢收集材料，这个材料不一定现在要用。就看它要长多久，然后拿去投投看（补助），投到了资源就做。”

他总是好奇探索未知，不设定目标，创作上大胆尝试，“像我跟荷兰团队（荷兰葛罗宁根大剧院）的合作，在北美馆做一个装置（《可交换城市计划》），我根本就没有做过装置，我也不一定理解，就是试试看。”

这样的大胆尝试一路走来，幸运的获得不少肯定，也是他继续大胆实验的助力，“我们用这么低的预算，这么实验的过程，竟然可以入围金马奖两次，就代表说他们真的是看中那个实验精神。我觉得它（金马奖）就是给你一个肯定，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可以再冲。”

他也庆幸自己不是流量畅销导演，可以务实的实验想完成的事，“我很少面对票房，我没有那种我要卖3000个位子的想法，我也不适合，所以我没有那种为了得到观众而去迎合他们的压力。我就是得到艺术的肯定，往这个方向就对了，然后它肯定你实验，你就继续实验下去吧。”

“我从小就是个比较乖的孩子，乖之中有它的叛逆吧。”

回归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一路随心出发的实验和尝试，来到37岁的年纪，他开始不再大无畏，坦言这一两年是个大哉问的年纪，“以前不会怕，现在可能是因为年纪，你今天被认识了，担心别人对你的期待，你好像不能犯错，可是我就是有一点疯狂的在挑战这件事情。我觉得体力没有以前好、时间越来越少，要兼顾的东西越来越多，要怎么取舍，我还没有答案。”

在剧场、纪录片和其他类型作品中不断跨界，也还一边经营公司业务，外界看他游刃有余，其实是舍弃生活的辛劳苦活，一天工作18个小时，他说家只是睡觉的地方，当问他一路走来最在乎的生命本质是什么，他坦言，找回生活，是目前最想学习的事项。

“我自己最缺乏的就是生活，虽然说我的作品在回应我的生活，我其实在回应一个繁忙的生活。在手机面前与人聊天，或在手机面前看新闻，诸如此类的，我自己是很少生活的。我没有煮饭、没有洗衣服，我可能18个小时都在工作，我的家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这是一个我觉得不行的地方。”

创作上他有许多国际交流的经历，常常处在旅行状态，有养分输入但也不断消耗，“旅行给你好的部分，但我也旅行到不想要再去美术馆了，只想要待在家里。我觉得37岁有很多疑问，可能还是回到找生活这件事情。”

当他让梦境在黑暗的舞台上的幻美流动，感动了许多没有梦的观众，自己却累得没有梦，是以创作以外，他现下最迫切的追求，即是找回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应该生活得有滋有味，我正在学习这个部分，这件事情比其他都更重要。”

媒体伙伴  星洲日报 

云门舞集《关于岛屿》

2019年3月16日@8.30PM／3月17日@3PM

地点：国家文化宫 Istana Budaya Kuala Lumpur

票价：RM128 | RM168 | RM268 | RM368 | RM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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