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佑可说是马来亚一位传奇人物，从99元起家，最后更拥有近一千多万英镑的财富，在南洋华人中几乎创造了一个神话，集实业家、农矿工商业家、慈善家、教育家及多个城镇开辟功臣等多重身分于一身，对社会贡献良多。

出生寒微的陆佑在11岁那年，被卖身为契约劳工（俗称卖猪仔）来到马来半岛柔佛州丰盛港，在那里做了3年矿工，当时年纪还小的陆佑在3年内吃尽了苦头，除了新年有几天的休息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埋头苦干，受尽痛苦。

在契约满后，重获人身自由的他到新加坡的粤人罗奇生的烟庄充当杂役，在积蓄了99元获得人生第一桶金后，他辞了工作，开设杂货店兴隆号，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期间虽曾因各种因素而差点报穷，但有着极佳生意天分及不惧失败精神的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丝可以翻身的机会。

陆佑先凭借着锡矿业成为吉隆坡有名的“锡矿大王”，通过锡矿致富后，他又把眼光转向种植业、工商业、甚至是金融业，先后开办了橡胶园、椰子园等种植业、同时也设立了“猪仔馆”作为分配劳工的中心，随后也承包了各类饷码（鸦片、酒、赌业、当业），生意几乎遍布各个领域。

凭锡矿税务承包建商业王国

陆佑是马来亚锡矿业的翘楚，他的商业王国是以锡矿业及税务承包为两大基础，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陆佑向英殖民政府申请及取得大量锡矿开发用地，他从新加坡北上后，最先在霹雳州投资开采矿业，初期在甘文丁及近打区，随之在吉隆坡定居后，他开启了多个州属的锡矿区开发工作，其中包括吉隆坡及雪兰莪地区、彭亨地区、森美兰地区及柔佛地区。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副总秘书刘崇汉表示，早期的陆佑其实碰壁不少，在霹雳州采矿后，他于1868至1872年间赚了约十万元，但由于拉律战争导致他的矿场毁于战火，不气馁的他在后期为英军运粮，东山再起与丘天德合资开矿，但也因为矿价下降，陆佑再次损失了14万，当时他惟有失意回乡。

融资并购扩大锡矿规模

“陆佑于1883年返回马来亚，在赵煜的矿场工作18个月，后来他获得赵煜的提拔，另开设兴隆号及新街场锡矿公司，定居吉隆坡后，陆佑开始在矿业上大展拳脚。”

刘崇汉表示，作为大矿主，陆佑也向小型锡矿场提供融资，与小矿主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然后予以并购，从而扩大自己的锡矿规模，在1890年代，单单只是雪兰莪州，陆佑的锡矿区域分布在安邦、万绕、双文丹、古毛及叻思等地区，总共占地7000英亩，雇佣了1万4000名工人，而乌鲁雪兰莪县区更是陆佑的锡矿场投资重点地区之一，在他经营锡矿业的全盛时期，其中双文丹锡矿场的矿工就高达1万2000名。

向彭租矿地建路发展文冬

“除了在吉隆坡经营锡矿场外，陆佑也在彭亨州投资了不少，在1897年，他与彭亨州政府签订合约，获得了州内4000英亩租约矿地，为期12年，同时无须缴纳地租及地价。”

刘崇汉解释，陆佑虽然有权在彭亨区内开采锡矿或其他矿物，但是作为采矿的条件，他必须建造一条连接文冬与都赖（Tras）的柏油路，通过至少开发2000块市区用地，将文冬建设成一个市镇，当时的彭亨政府还把120块文冬市区土地永久地契批给了陆佑。

编译锡矿运作系统供参考

“除了开发锡矿区，陆佑也从中国招募华工到矿场当矿工，而当时位于吉隆坡的苦力馆（Coolie Deport）或猪仔馆，就设在后来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所在的土地上。”

刘崇汉表示，陆佑在马来联邦的锡矿场雇用了大批的工人，在实物工资制度下，工人将会获得鸦片、粮食及杂货作为部分工资，而工人们也经常光顾陆佑所开办的烟馆、赌场及当铺。

“除了锡矿业外，陆佑也可说是靠税捐承包或饷码起家，这也是英殖民政府早期的主要财政来源，当时烟馆、酒馆及当铺都是合法经营，因此这些地方都成了矿工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种制度下，经营者垄断专利，利润倍增。”

在聘请劳工及运作上，刘崇汉表示，陆佑曾雇佣契约劳工，但后来这种劳工形式逐渐被淘汰了，但总结来说，陆佑给予工人的待遇比其他矿场为优，因此保持了较为稳定的职工队伍。

“陆佑曾指示其秘书编译一本有关雪兰莪锡矿运作系统及规范条例的书册，并于1895年呈交给英殖民政府作为参考，该书内容包含了五类的开采锡矿系统，即公司工人（雇佣工人系统）、合约、职业劳工、分子家（利润分配）及新的系统。”

财权牢固能与政府商榷

刘崇汉表示，在1880年后期至1910年代刚好英殖民政府需要依赖华裔开辟荒地、发展经济、缴纳赋税等建设基础，因此与官员关系良好且又有实力的华商会获得有关优惠，而财权牢固的陆佑自然能够率先申请贷款及有关优惠，因此只要陆佑有需要，政府都会给予一些优待。

“例如在1896年锡矿价格大跌之时，陆佑因生意亏损而要求减税，政府当时也应允了，因为只要陆佑在财务上出现困难，政府就会在税收上蒙受严重的亏损。”

刘崇汉表示，除了在1896年锡价滑落之时蒙受亏损，陆佑基本上都从所投资的锡矿业，包括与锡矿场有连带关系的烟酒赌当税捐承包生意上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陆佑在开发关丹区甘孟一柏拉锡矿场后的十多年中，名下经营的锡米年产量平均有数千吨，利润丰厚，至少赚了一至两千万元。”

捍卫商团谋福利

刘崇汉表示，除了在锡矿及其他产业上有着了不起的成就外，陆佑其实在马来亚的华社、慈善及教育上有着很大的贡献。

“首先，在华社方面，陆佑在新加坡及吉隆坡的等广肇会馆的建立上都曾捐出不少款项，随后他也出任了中华商务局（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的前身）的会长，为在南洋打拼的商团捍卫权利及谋取福利。”

他说，随着雪兰莪华裔人口激增，吉隆坡作为首都已经策划为半岛的政治中心及商业繁盛之区，因此陆佑与张郁才和朱嘉炳等人于1915年组织中华大会堂，凝聚力量，统一认识，为华社服务。

“陆佑因为在商业上的成就及其在工商和矿业的领袖地位而被英殖民政府重视，因此他被委任多个华人社团的职责，他除了在1892年代表华人矿家受委成为雪兰莪州议会成员外、他也在1893年受委成为法官拜访团及吉隆坡卫生局的公园委员会的成员。”

办教育鞠躬尽瘁

刘崇汉表示，陆佑出身寒微，没有接受过正统的教育，因此他对学校及教育特别慷慨，希望更多人可以有机会念书，陆佑可说是马来亚华人对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杰出人士之一。

“受到儒家传统影响，许多华商基本上都非常重视教育，陆佑便是其一，他除了联合甲必丹叶观盛及比莱（Thamboosamy Pillay）一起兴办一所男生英文学校维多利亚书院之外，同时也与华人领袖会商开办了马来半岛第二所新式华校尊孔学堂。”

刘崇汉说，除了兴办学校之外，陆佑也捐助了不少书院及学校，其中包括吉隆坡坤成女校、工艺学院、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及香港大学等，其中港大的礼堂命名为“陆佑堂”，并设有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