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专书《小国崛起：满剌加与明代朝贡体制》，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了，并纳入“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之一种。

《明史》所记之“满剌加”，指的就是马六甲王朝。《小国崛起》一书讲的重点就是你若要和中国打交道，你还得深刻了解中国。明代朝贡体制的建置，尤其是明成祖时代郑和下西洋的大航海阵式和效应，都证实了中国确实是东亚海域的一方霸主，并能够把其海军力量远远超出其海疆。但这大航海行举更多是为了肯定雄心勃勃的大明天朝的地位，加强中国“王化天下”、“礼治天下”的世界秩序，维持的是一种睦邻和平的宗主与藩属关系，而不是强加于朝贡藩属国的政治或军事统治。

朝贡体制是一种政治关系，也有文化内涵，同时也是明代中国官方与海外世界所联成的一个特殊型态的经济圈。宗主国明帝国与朝贡藩属国之间，虽然是相当松散的从属关系，但是由于明代朝贡体制与海禁政策一体化的长期并立，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也牵引着一些海外藩属国的国家发展和海洋区域的经贸发展。

就以满剌加（马六甲王朝）来说，从其开国到沦陷，从求封到镇国，从经贸到求援，明朝中国对满剌加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不能淡化的“中心”（虽然它不是唯一的中心）。然而若就历史事实面来看，满剌加对明朝贡体制的回应，颇具策略性，亦深具弹性。满剌加建国不久，就纳入明朝贡体制，满剌加的前三任国君先后5次亲自率团来朝，对明帝国表现出空前的亲近。在明成祖大遣使团下西洋之时，备受暹罗牵制的满剌加统治者如鼠鹿般的机灵，把握住这个难得机遇，藉大明天威以自重，有效的减缓了暹罗的南压，使满剌加得以专力于其自身港市机能发展。而满剌加国王的改宗伊斯兰，以及郑和下西洋所带有的伊斯兰色彩，并以满剌加为外府，驻军于此，也直接或间接地拔高了满剌加港市发展的地位，为满剌加的崛起奠下基础。

惟在明帝国罢废下西洋，势力撤出海洋后，满剌加与明朝贡体制的关系渐趋平淡，遣使朝贡断断续续，但并不因此而与明朝断然切割。满剌加仍是“有事则来朝”，并没有放弃对明朝宗主在此朝贡体制内的支援期盼。只是对满剌加的请封、求援和投诉，不论明朝能否恩威施及，满剌加自身却也懂得“训练士马”，自强自救。15世纪中期，满剌加进入了其黄金时代，并且成为东南亚伊斯兰的宗教、文化、政治中心，更是区域贸易网络重要的转口贸易商港。

满剌加对明朝贡体制的回应，既懂得用势，亦懂得省时度势。之所以能有此弹性外交，主要是因为满剌加拥有比较多元的主、客观条件。除了借助于明朝贡体制，满剌加同时也善于利用了其他有利资源，包括地理位置，敏锐地与伊斯兰势力结合，并建置自身有效率的港市机能商业管理制度等等，均是满剌加崛起所采取的多元有效策略。

在文化上，满剌加以伊斯兰文化为新元素的注入，丰富马来文化内涵。在政治上，虽然一度仰赖明朝贡体制制衡暹罗，但同时也与伊斯兰的新兴商贸势力结盟，吸引印度洋商船的到来，并联合爪哇穆斯林新兴港市国家的经贸势力，削弱爪哇（最后一个印度化帝国）满者伯夷的力量。在与中国的经贸交易上，满剌加虽然也仰赖于明朝贡体制的贡舶贸易，但同时也与中国民间“非法”私商进行交易，又与琉球的通使交易关系密切。从多元的途径，仍能取得中国货源。由以上政经和文化层面分析，满剌加对明朝贡体制的回应，自主性高。

简言之，面对中国，你不好无视，更不应无端，也没那个必要与中国交恶。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机遇，如何用势，但你本身也要自强，不能过度依赖中国。如何自主的向中国示好？看鼠鹿如何突围？那是满剌加的智慧，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古代如此，当代有何启示？谨以此书的出版，献给我们的“新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