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的505大选前夕，南院发生了大事。我也因为声援学生，牵连其中。上周，脸书弹跳出我2013年5月3日的脸书旧帖。感慨。全文如下：

“南方奋起，当自强：针对网上谣传我被开除事，谢谢各位的关心。之前我关机不便发言，是因事情复杂。经查实，以及校方高层和我的约谈，其实根本没有此事，是子虚乌有的传言。但为慎重起见，今晚，南方大学学院署理董事长拿督陈联顺已明确表达，绝无此事，完全没有秋后算帐这回事。我在此恳请网上停止转发之前的‘谣传’帖子。谢谢。

为南方429事件，看到署董陈联顺带着疲累的身体，声音沙哑，在台上又咳嗽又鞠躬道歉，既感动又内疚。整起事件本不应全由他一人担当。南院经过这次的事件，最迫切需要的是疗伤。请大家恢复对南院的信心。相信经历过这次事件，董教学都看清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同学们更是成长了许多。当署董致词完毕，活力校园文娱晚会第一个节目唱起了《男儿当自强》。很是感动。

请社会人士多多捐款南院，把孩子送来南院，我们一定尽能力把他们教好，成人成才。这是我们的职责。

至于政治的事，我抨击那些肮脏拙劣的种族政治，矛头不只是指向国阵，也同时指向民联的监督，以及对准一切腐败的恶势力。不管5月5有没有换政府，任何人、任何政党都必须终结这种拙劣的政治伎俩，因为它已是人民极度厌恶的东西。

这几天，我还是不想为任何政治人物站台（虽然已有人伸出触角）。基于民主政治‘长远’的发展，我还是持守‘选党也要选人’的原则。大马的民主政治，路还好久。不管谁执政，旧有腐败的心态一定要改变。大家向前走吧！”

转眼6年过去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选党也要看人”，不是在509提，而是我一直以来就不认同“选党不选人”的论调。这不因时局或是我身陷困境而改变。有些东西是要持守的。

今年的5月4日，新山中华公会邀我为“百年五四”讲座。收起了我平时幽默的演讲习惯，〈我的五四骚动〉讲得很严肃。唯一的笑话，大概就是在开场白，说二十多年前我从台湾留学返马，在新山一间书店看到一本《五四运动史》，却吓了一跳。因为这本书是摆放在“体育栏”，和篮球、足球和《乒乓世界》摆放一起的属于“运动类”的书。

什么是五四“运动”？大学时代，一些学长对我的影响很深。他们是当年成功大学前卫社团经纬社的主将，常常到我们的学生宿舍彻夜长谈：说梁启超和萧公权、读余英时的书、谈五四学人、论及西方思潮，尤崇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台湾政治，批判尤甚。

他们也常常鼓动我们多读（课外）书。经纬社办的小型书展，卖的是一些奇奇怪怪，主要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书。好奇的求知欲，当年也似懂非懂的买了、读了。当然，我最记得的是每年的5月4日，他们一批经纬社成员都会在校园游行。在那南台湾即使再怎么宁静的校园，灵魂的骚动，我们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

我的学长还在历史系里开创了读书会。但在那个威权尚存的闭封年代，“有人”来劝请他把这读书“会”改成读书“小组”，并说：“读书会”这名称是五四时期共产党搞的。学长却怎么也不肯改。毕竟，五四不应全“染红”，更不应或被污蔑成是共产党的专利。我记得，那年我参与的系上读书会，读的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君〉。读古书，批判专制政权。

五四，既有爱国、救亡情怀，同时也是要求“全向世界”，对一切重新估价，对威权论述持有怀疑态度，强调理性批判的思想运动。但你若要批判，要有知识基础。诚如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所说的：“五四对我的影响大概以‘求知’这一点为最深。”但“求知并不排斥道德，因为推动求知的仍是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没有知识的基础，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国的构想。”

是的，同样的，没有知识基础的独立思考，我也不敢提出“改造大马”的构想。质疑政客的甜言蜜语和激越说过头的空话，盲从和愚昧才是“百年五四”的反思，当破解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