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准备5月18日在笨珍培群中学主办的《公民大讲堂》之〈回看509，改变了什么？〉演讲的资料，想到要与同台的陈亚才和黄进发座谈，翻阅书架上尘封已久的杂志：那是华资（即现在的华研）在1990年代曾出版的一份很有启蒙意义的期刊《资料与研究》。

那些年，正是我读硕士和硕士毕业返马初期，还是一名“愤青”。我早期很多篇学术论文就是刊载在《资料与研究》的。而那时的期刊负责人就是陈亚才。

1996年5月19日，华资主办《在追寻与异化之间当代大专生的困惑与寻路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邀请刚从台湾回来的我，以及两位在籍大专生黄进发和庄迪澎，发表论文。当时我们的文章“不约而同”的有以下两个共识：

一、知性学生运动的提倡：今后本地大专生的“寻路”应朝“知性学生运动”的发展路向，以摆脱过去空喊“使命感”（乃致近乎“救亡”）的框框，尝试朝向学理性，加强学术修养和思想深度的路线发展。

二、从单元走向多元：今后的华裔大专生的行动空间，应摆脱旧有的族群框框，从单元走向多元。黄进发更是直言：“只要大专生一天不能打破种族间的藩篱，任何学生运动都难免被人利用‘种族课题’分化的恶运。而这种改变不能够期待由所谓的各族代表们开始，而只能始于学生日常生活中正常而密切的交往。只要一天‘苏丹与甲必丹’的格局未破，大马学运的再起只能是一场美梦而已。”

在一个非白即黑，非对即错，不是斗士就是走狗，极其二元化的社会里，当时我们的言路是被一些“前辈”嘲笑的，说是“书生议论，嘴上无毛”之类样版“酸人”的话。

之后，我们都各自在自己的岗位很努力“走着自己的路”。为理想吧，为一些坚持，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也都被人骂过。23年后，509一周年，重新检视我们的相遇，很多事心照不宣。相视而笑，握手言欢。

二十多年来，我的专栏写作，政治评论其实很少，一开始都尽量避免写政治课题，以免踩“红线”（也常被“长辈”“提醒”）。我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1997年的专栏〈星洲广场．四剑客〉的一篇〈为理想〉。这是当年报馆编辑出的一道“考题”，说是要探讨行动党如何“改革”的问题。我有不同看法，而我的那篇〈为理想〉的文章回应，其实是写给当年的丘光耀等，为行动党的“政治理念”加油的。那时正值行动党的低潮期。华人社会之主流，倾“马华”。吊诡得很。

至于书生论政写多了，还是2014年以后的事。只能说我坚持我的政治认知，不认同“选党不选人”，更不相信什么“骑马杀鸡”的论调。写这些让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却获高点击率的政论文章，是被“逼”出来的，那是一个在最初被标签为“本土派”的读书人，“离地书写”何其荒诞的笑话。

分析是烂是好、批判是否到位，是一回事。可以的话，也给点建设性的建言。至于你听或不听，那是另一回事。毕竟球是在你脚下。尽力而为，就事论事，互相学习。最讨厌那些乱骂人是狗的人，也不屑那些趋炎附势，见风转舵的小丑。

杨善勇最近有一篇文章提说：“把过去的同盟者打成自己的敌人。”这是多么荒谬和愚蠢的事。这年头，还搞文革批斗，无聊至极。

这阵子也看到不少希盟的志士在抱怨人家乱骂他们是“卖华”、“走狗”、“汉奸”之类的。唉！感受到了吧！感受到之前的一些人也同样被人乱骂是狗的难受了吧！根本就是一堆文革的荒谬乱扣帽子的无耻行为。问题是，509时你们有帮忙讲过话吗？还是一面柔和说说，一面实是按赞纵容了的呢？而且这种粗口粗话文化是谁造成的？

不用紧。今天，身为同是“受害者”（但绝不是你们讲的“受害情结”），我愿意跟你们站在同一阵线，同声谴责那些乱骂人是狗的人。

这种恶毒、缺口德的乱扣帽子、乱骂人是狗的文化，早就该丢进垃圾桶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