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戒严与解严的交替，台湾知识群如关了很久的笼中鸟，飞出来。天空太阔，寻找蓝天，不环保的天空仍是灰蒙蒙的，怨气很重。在台南，成功大学的校园外围原本张贴招租广告和应聘广告的一面墙，顿时被成大学生贴起大字报，批评校政、骂政府，大家都说这是“成大民主墙”。

大家越写越爽。有一天，一张大字报贴上，指说有人出动两辆巴士在校园载送侨生（亦即当年“海外”留学的华裔子弟，台湾统称“华侨”学生）当“幽灵选民”去投票，进而抨击侨生霸占台湾的大学学额，是国民党的走狗。

受不了呀！那年大学二年级的我，放学下课就去学校文具部买了海报纸和大水笔，写下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民主墙。那是1989年12月的事。事情完全出乎预料，民主墙上掀起了两方阵营的骂战，情绪性和不具名的“眉批”谩骂，充塞在那不太宽敞的墙上，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上，把民主墙都贴满了，海报拖地。情治人员来抄录，报馆记者来报道。《自立早报》打上标题：〈不要拿我们作政治靶子，成大侨生喊出内心话〉。《民众日报》也记说这是成大民主墙设立以来言论更激烈的一次。

还记得那天，我本想回宿舍写第二张大字报回应了的，岂料回到学校宿舍，收到一张纸条，有单位要请我“吃饭”。他们连我住宿房号都知道了。那晚，我很不客气的点了很贵的西式排餐，就是吃不下。某位“主任级”官员多方相劝。临走前，他看我仍闷闷不乐，很用心的跟我说：“其实你们侨生也有很多优秀的，不全是来混的。拿出成绩来，到时人家会佩服你的。”

那个画面，太清晰了。我看了主任一眼， 他会意的跟我点了点头。他这句话，我听进去了。1989年那一年，写大字报，改变了我的治学和处事态度。努力读书（而且更关心社会）。从大二开始，就一直是拿了全级第一名。但这不是重点。“求知”更重要。苦思与阅读，还得有更多社会关怀。我跟骂我的社群交朋友，努力进去，体察他们的苦与悲，忧与思，尝试同理心的共鸣对话。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有他们的历史故事。也尝试让他们了解马来西亚。亚细亚的孤儿，不是只有台湾是悲情城市。

30年了，1989到2019，从被骂是国民党的走狗，到现在不管你再怎样“清流”而“清议”，骂你的人，还是会骂你。你批评当朝施政，有人就会冒出来继续骂你是国阵训犬。但莫名其妙的是，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当你认同当朝的一些政策或为当朝讲话时，又有一些更莫名其妙的人，会用极不尊重的词语指你是“希盟狗”。反正，这世道，太多人以骂人为爽。给你赢啦！无聊透顶。

我不懂啦，只能这样想吧！509后，至少我还是和当朝政权（不因为我的朋友当官了），要清醒的保持距离。若没有知识为基础的独立思考，盲从与愚昧，才是魔咒。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Said)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既不是自命清高而藏身象牙塔的贵族知识分子，也不是钻研在繁琐分工下的技术专家，而是一种“公共思想家”（public thinker）。这种知识分子是站在公共舞台上为没有发言权、少数的弱势团体请命作证的批评家和活动家，他始终游离于权势之外，向权势说真话。

很多摇笔杆的，不太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奇怪，你怕什么？心虚吗？

游离于权势之外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更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