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六七月的香港，似远又近的香港，风雨飘摇。因“反送中”而起的喧嚣与冲突，至今仍未休止，甚至越见激烈。你可曾想过为什么？是什么动力让那么多人愿意放下安稳、站出来参与？生活真的时时刻刻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在批判，或声援之前，也许我们可以先来读一读这篇文章——一个90后香港青年的游行观察记。

六七月间，是香港如此漫长的时间。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始于本年2月，当时，社会各界已有很多反修例（下称“反送中”）的声音，但市民对于能否争取撤回修例，并不乐观，我作为90后，同温层大多是“伞运时代”的年轻人，6月初，我们仍觉得只有很少人会站出来争取修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曾在3月尾及4月尾发起第一次及第二次反送中游行，据民阵统计，分别只有1万2000人及13万人参与，两次游行我都没有去，后来问及有参与两次游行的人，他们都说前两次游行的年轻人占极少数，无从预料反送中运动后来变成由年轻人主导。）

6月9日，我因工作而来到铜锣湾的游行现场。从4月尾到6月初这一个月，社会对修例多了很多讨论声音，多所大学、中学的校友以及不同团体皆发起反送中联署声明，期间，我曾访问一个发起联署的盲人，也私下认识一个发起联署的聋人，他们为了大家不要只是签署，而是真正走到街上表达政见，想方设法帮助残疾人士，例如盲人帮忙寻找愿意陪伴盲人一起游行的人，聋人则努力安排手语传译员一起结伴同行。也许，联署确实是游行人数大增的原因之一，6月9日，我看见不少中学校友会的旗帜飘扬在游行队伍中。那天，因为涌到铜锣湾的人实在太多，而我必须兼顾我的街访工作，为了有一丁点空间顺利拍照及访问，我一直留在维园（维多利亚公园）进场的一个小角落。维园是港岛游行的起点，我从下午1时一直留到晚上7时，仍有示威者未出发。那时，我只感到这场游行是我前所未见的多人。晚上，民阵宣布游行有103万人参与。

然后是6月12日。由于那天《逃犯条例》修订将于金钟立法会进行二读，不少市民及组织呼吁市民当日罢工、罢课到金钟。6月11日晚上，已有大批市民来到金钟，我因此访问了一个下班后赶往金钟的示威者。我问她，为何而来？她答：“要阻止会议进行，阻止修例通过这件事发生。”11日的中午，我和几个90后吃饭，还在说着明天不知道会不会有5000人到金钟，因为我们对乖巧的香港人没有信心，觉得大家只会乖乖上班，只有在本来是公众假期的星期日，才有那么多人游行。6月12日是星期五，那夜，她原本是要赶到金钟，约11时坐巴士来到湾仔，收到正在金钟的男朋友的讯息说，地铁站有很多警察不断对年轻人搜身，她其实也是伞运一代的90后，接近30岁了，但样子实在年轻。她不想今晚浪费太多气力，就在附近湾仔租了一间酒店，先安然度过一晚。

明天一早，我到湾仔陪她吃早餐，顺带访问。她一直谈着，自己愿意为香港付出多大代价呢，她不想受身体损伤，而且最好不要死，但如果死也不是真的不可以，但就希望死得有价值，例如唤起市民更大的觉醒，或令政权有所改变。我听着她说一字一句，心里实在很难过，而此刻我们只是在吉野家里，我看着她吃煎鸡米线，她还一边说着，可以先吃这份早餐再去金钟真幸福。当时我们也不知道，7月中，吉野家竟表明撑警立场，它现在是示威者杯葛的连锁餐厅之一。

谈着谈着，我们来到了金钟夏悫道，她为怕警察搜身，只带了一个口罩和一点食物。她把口罩套在脸上，匆匆告别了我，就跑进了人群之中。我带着这个故事，以及很是迷茫的心情，走到相对安全的一条天桥看看马路的情况。那是早上8时，我在天桥竟然看见了站满马路的人，大家非常有秩序地传递着为了应对可能会有的警棍、胡椒喷雾、催泪弹而带来的保护物资：保鲜纸、眼罩、口罩、头盔、雨伞。马路又再被占领了，且不需要有任何的指挥者，大家都知道要怎样分工合作了。我站在天桥上，百感交杂地定神看了半小时，心中非常激动。事隔5年，我从大学刚毕业变成了快30岁的人，我们还在争取遥遥无期的民主。而眼前景象，就是5年前的伞运景象。但这次不是伞运再来，而是争取自由民主、爱护城市的香港人又再回来了。原来，很多人都没有放弃，且现场还有很多从未经历伞运的中学生也来到马路上。此刻，我恍然明白5年前那79日占领运动的意义，一切都不是徒劳无功，它是一场预习，是一场香港史上最大型的社会运动的预习课。

以后是一如所料的催泪弹、警察滥用武力镇压和平示威的群众，以及互相卸责的谎言政权。6月15日，政府宣布暂缓修例，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肯说“撤回”，是因为“暂缓”和“撤回”确有法律效力的分别，如果撤回方案，一切咨询等立法程序就要重新再来。这也是为何市民如此坚持要“撤回”修例。而中间发生的事，是接连有4个人为表达反送中诉求而自杀，虽然很多人，包括传媒本身，对于要不要谈论这些人的死亡显得犹豫，因为担心报导自杀会引起连锁效应，而事实却是这4个人的死，特别是第一位梁凌杰先生于太古广场外的临时工作平台悬挂反送中横额后自杀身亡，确实推进和改变了整场运动的发展。

希望香港人一起走下去

6月16日的200万人大游行，很多人都把梁凌杰的遗愿如“林郑下台”、“我们不是暴动”写在纸牌带进游行队伍里。那天我仍在做街访，一些人告诉我，他们是因为梁生之死才会再走出来，因为有人为反送中而死也不怕。一星期后是梁生的头七，当日市民发起了包围警察总部等不合作运动，而晚上前来送别梁生的市民多得要封马路几小时。可是200万人的游行没有用，不合作运动也没有用，政府并无回应香港市民的任何诉求，警察仍是追打示威者也袭击记者，严重影响香港人的游行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7月1日，是香港人的“年度游行”，而上述一切，就是为何有一群人会在晚上冲击立法会的原因。他们破坏的不过是象征欺压市民的政权的区徽、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墙和柱等，一个示威者在立法会的柱上喷上油漆：“是你教我和平游行是没用。”而示威者却在警民对峙里被打得头破血流，且要面临被监禁数年的刑事责任。

整体观察，是走在街上的示威者的年龄层比5年前的伞运年轻了很多，甚至有很多初中生来到马路，走在整场抗争运动的前线。一个中三学生告诉我，即使父母极力反对，她仍是要走出来，因为她要亲手捍卫自己的将来，不想自己长大后活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才后悔。

坦白说，作为一个接近30岁的成年人，又经历过无法争取真普选的伞运，我看见香港如此多市民努力争取反送中，且坚持了一个月以上了，但政府仍不闻不问，甚至满口谎言、纵容警察滥用愈来愈大的武力驱赶群众，我无法释怀，无法开心，昨晚因为连续工作多日，身心疲累，却因为临睡前阅读上水游行的新闻（最近，各区市民皆发起了同时旨在改善该区民生问题的反送中游行，我因另有工作而没有参与），看见警察袭击记者、用警棍打议员、迫得站在桥上的市民为逃生而差点堕桥，我实在无法入睡，只能又找朋友继续谈论反送中。我的生活，处在一种失衡的情绪与状态，但为了自己的城市而不得不支撑下去，于是我想着，那些更缺乏社会经验和知识基础的初中学生，又要如何消化、理解他们所见所历的一切？

我希望香港人一起走下去，且心理上已无法接受再有人为反送中诉求而自杀，但如果仍有香港人如此选择，我实在理解。等同我此刻是和平派的示威者，此刻不会参与冲击立法会等行动，但我完全理解勇武派的示威者，他们比我更勇敢地爱香港。冲击立法会前，一个示威者对我说：“如果还有方法，有谁想冲？大家都想爱惜生命，都不想死。”

这10日，香港各处出现了市民自发的“连侬墙”，就是市民以彩色便贴条集中表达对政治诉求的“墙”，一些地区的便条贴甚至多得贴满了接连数百米的行人隧道。虽然这些连侬墙未必对运动起了实际作用，甚至不少反对意见的人竟连一张便条贴也容不下，前来纵火、殴打义工，但每当在日常生活的步行里，忽然又看见新的连侬墙，我就感到鼓舞，至少我会知道仍有那么多人努力不放弃地争取着撤回修例。香港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