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风风火火的6月和刚刚发生的元朗冲击，相信很多人像笔者一样，未曾想像过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香港居然会发生一场开埠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有些人说这一切是根本可以避免，但有些人就认为这一切全因外部势力策动而成。对于有没有外部势力一事，因为没有确切证据故不能讨论。但是，从这些年来的政府施政来看，这场政治危机是注定发生，只不过无人知晓其导火线和发生时间。

自占领中环后，政府没有来过深切反省。虽然行政长官林郑上任之初表面上施政颇为顺利，以创新办来取替中央政策组，致力推动教育发展；但实情是那些平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不但市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来越低，而且为官者不但没有妥善处理很多核心议题，反而选择逃避了解决问题的责任，最终的结果显然易见。政府在处理修订逃犯条例一事上，所作的解释不但不能说服市民，更引起市民的质疑和忧虑。举例来说，首先的争议问题是为何政府不采纳其他方法处理台湾杀人案，包括考虑有关“域外法权”的处理方法？其次是政府所作的人权保障是否能够得以在他地落实、能够监测和得到当地政府的保障？第三是为何推行修例工作如此过急，就连数轮咨询工作都一一欠奉？第四是为何政府不能把一切人权保障及承诺写在法例，以及何谓让法例变得弹性？第五就是为何在修订工作进行的时候没有事先咨询和与法律界人士讨论？最后就是，为何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非但没有就市民疑虑进行解答，就连议会会议都不出席不回复议员提问？难道律政司的职责就只是坐在立法会露一露面便可？

笔者认为这么多人出来集会和示威并非只是单纯因为修例工作所引起的忧虑，而是还有数个原因，包括政府官员的言论和处事手法、对社会现况及生活情况感到非常不满、对自己和香港的未来及政治感到绝望、对政府官员及部分公务员的腐败与无能感到愤怒，以及对执法者不公感到极度反感等。而这些问题更可以再放大成，政府现行机制失效、政府架构不合时宜、政府内部的精英主义及官僚作风盛行、高官的“父母官”心态太严重、政府官员缺乏政治手腕、政府官员及领导者缺乏长远规划的思维、法令半新半旧、政治制度及其体系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世代矛盾、工田不振、与邻居城市和竞争对手有着很明显的差距等。这一切亦都显示中衰之局面几乎已成，香港到了一个已经需要改革的地步。

先不说为何要改革，就说如何解决当今政治危机。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香港面对着严峻之政治危机。政府必须要明白若依然目无民意，接下来的日子只会更加动荡。社会各界和政府不要以为强调未来政府专注处理所谓的教育和民生工作便可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机，更不要以为废除通识科或改其内容便可以解决将来的问题，甚至以为立了蒙面法便可让这一切的冲击行动消失。这些充其量只是斩脚趾避沙虫，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更只会让这场政治危机变得更不可控和更长。政府若要解决当前局面，必须要先寻找自己的过失和施政问题，并且要对症下药，方可顺利地度过这次危机。笔者就此提出愚见以解燃眉之急，以供政府考虑。

首先，政府可为6位自杀而逝去的示威者举行公祭，并在所有政府设施的门口设吊唁册以供市民吊唁。同时， 政府可考虑在政府总部内下半旗致哀和公开表扬他们的爱港精神。这些举动的目的是安市民之心和展现政府的爱民之心。其次，行政长官可选择在礼宾府，同时间地举行电视及面书专页上直播，正式宣布撤回修例工作、公布一系列解决时下政治危机之措施和真诚地向市民道歉。这个直播是至关重要，因为行政长官能够借此机会挽回民意。第三，政府仿1966之事例，成立一个由一些终审法院法官、已退休的法官、前律政司司长或及前立法会主席所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是次政治风暴。有关委员会除了调查官员及执法人员是否有失职之处、为何发生612、71及元朗冲击事件及警员在执法上有否可改善之处外，更需要检讨现行机制、咨询制度、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等指引、处理修例的各项程序和监察机构的功能等（包括检讨监警会的职责、独立性、主席权力和传召权问题）。另外，委员会更需要检讨系统性管治问题、寻找根本原因和提出建议方法以供政府参考和改变其管治方针。报告出来后，政府须接受和正视报告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需要就著报告所提出的建议作出回应和实际行动。

在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议题上，无疑地会有人说现有机制行之有效，不能设立调查委员会；但是如果不设立调查委员会又如何清楚地了解修例工作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如何去改善执法单位之运作和更有效地执法？又如何还原真相和全面了解政府在管治上乃至决策上有什么问题？如果以为不设立调查委员会就能够维护某一方的尊严，那么这就是幼稚，因为这只会让矛盾升级，并且对所谓的尊严构成更大损害。亦有人说设立委员会可以待整个政治危机过去后便可，但其实设立调查委员会已到了刻不容缓之地步，而且这亦是能够纾缓当前紧张之局面，只要全面地调查，那么才可以让各方得以接受，让政府能够顺利地度过这场政治危机。

第四，这次事件无可能是由行政长官一人负责，这不但对林太不公，更是有损政府管治能力和让失职之人继续留在政界，亦只会让人更肯定问责制已名存实亡。因此，行政长官需要就此事对行政会议进行改组之工作和向失职官员进行问责，并且邀请政界元老和青年领袖加入行政会议，成为特首智囊团的一分子。

第五，行政长官可考虑在情况许可下，正如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先生所说，在法庭审讯后考虑运用特赦权，就着612事件为被捕人士进行赦免，以安市民之心。当然这并不是鼓励社会各界违法或以激进手法表达意见，但如果这是有利于解决现今的政治危机、重拾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有利社会团结的话，特首不得不慎重考虑，毕竟这一会引起一些人的责骂和不满。

最后，政府需要切实地检讨一下他们的青年政策及其施政失误，而不是就着小小的通识科说什么其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影响学生的品德和学生有批判性思维等。政府这些年施政不顺而有这么多年青人示威和对政府不满，归因是其施政失误而非通识科。在这资讯科技发达社会上，就算有没有通识科，年青人一样地关心时事，而通识科只不过是教授技巧，让学生能够分析其所收到的资讯而已。如果政府能够痛定思痛，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就著青年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包括将重心放在35岁或以下的社群、大学生及中学生等，而非那些充满支持政府和政党色彩的青年团体便可。要与这些学生和青年沟通，不能依靠高教界人士安排，要真的亲自接触，并放下身段和长辈身份，与他们如同朋友一样沟通和一个个交谈，不能动不动就以官僚语气和字句对答交流，更不能像机械人一样不断重复着下属官员所撰写的讲稿。

今次的风波，不能单单以为一句道歉便能了结这场政治危机，政府更不能以为逃避或不出任何声音便可解决这场政治危机，因为这只会让危机无了期继续，甚至只会变得更严重。所谓的“危机”，其实是有危亦有机，且看政府如何把握机会和如何处理。奉劝政府官员，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或计划是绝对正确而不理其他意见，更不能这亦是一个机会，让年青一代、下一代和各位市民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无错，起步是很艰难的，但只要有心便可成功。

（作者是香港群策匯思常務理事）